抗日名将叶可钰与武汉红色记忆
吴 珊
今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迎来一件特殊藏品——抗日名将叶可钰1938年在武汉海军办事处讲授水雷课程时使用的结构剖面蓝图。这份历经八十余载风雨的珍贵图纸，不仅承载着叶可钰将军与武汉的深厚历史渊源，更将我们带回到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见证一位海军将领在民族存亡关头实现战略转型与智慧突围的峥嵘历程。
江阴烽火：战略转移中的武汉支点
1937年9月，江阴海战爆发。中国海军以第一、第二舰队主力几乎全灭的代价，在长江入海口构筑了一道血肉防线。时任“平海舰”副舰长的叶可钰，在舰长重伤后毅然接管指挥，率部击落四架日机，创下中国海军防空作战的奇迹。尽管“平海舰”最终沉没，叶可钰仍带领官兵拆下舰炮转为陆战，有力挫败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迫使日军放弃溯江侧击淞沪前线的原定部署。
江阴失守后，叶可钰随残部经“中山舰”转移至南京，后辗转抵达武汉。1938年初，时任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副队长的叶可钰，于汉口海军办事处设立水雷教学点，将留日所学水雷技术倾囊相授。叶可钰曾将自己领导的一支布雷游击队划归新四军，由陈毅将军指挥。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新四军的作战实力，也体现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支持。
据日方资料记载，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在长江流域布设了“无数机械水雷”，主要包括触发式和管制式两种。中山舰博物馆收藏的这份蓝图正为触发式水雷，其布设于浑浊江水之下，隐蔽性极强，日舰触之即毁。
桂林《力报》当年统计显示，中国海军布雷队仅半年内就炸沉日军各类舰艇60余艘，最大者超7000吨，最小者也达一二百吨。据第二历史档案馆作战简报，至1945年，仅第一游击区便布雷1370颗，炸沉舰船114艘，内含三艘千吨级军舰。更令人惊叹的是其经济效应：每颗水雷成本1000元，而所击沉日舰平均造价超100万元，这种1:1000的战损比，被陈万仞将军誉为“最精明的抗战买卖”。
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收藏的这张水雷蓝图，正是这段历史的技术见证。图纸上清晰标注的引爆装置、炸药配比等核心参数，成为后期布雷游击作战的重要依据。
武汉讲坛：技术传承与抗战智慧
展开这份图纸，仿佛可见1938年汉口海军办事处那间简陋教室里，叶可钰以粉笔在黑板上勾勒水雷结构的身影。“引爆装置须精确至毫米，否则便是哑雷！”他面对数十名水兵严厉强调，而这张图纸铺于讲台，成为最直观的教具。
叶可钰不仅讲授技术，更注重实战应用。他带领学员在长江武汉段反复进行模拟布雷训练。1938年夏，日军多艘运输船在武汉周边水域触雷沉没，叶可钰因显著战功被授予华胄荣誉奖章。随着武汉会战推进，海军水雷战术不断深化——1939年，长江中游已建成七支布雷分队，配合机动漂雷与区域特遣布雷，展现出高度的战术灵活性。
图纸的保存过程亦是一段传奇。叶可钰之子叶延华回忆：“父亲嘱我们以图纸包裹书本，外观与普通牛皮纸无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一巧思使图纸主体得以完好保存，仅边缘留有岁月痕迹。2025年重现世间时，文物专家慨叹：“这是中国海军从舰艇作战转向技术游击的活化石！”
中山舰纽带：文物见证的武汉记忆
叶可钰与中山舰的渊源始于1937年9月23日之夜。当时他指挥伤痕累累的“平海舰”驶入十二圩港道搁浅，中山舰则冒着日机轰炸将幸存官兵转移至南京。后来在中山舰出水文物中发现的刻有“平海”字样的脸盆，成为两舰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
2025年4月，这张水雷图纸正式入藏中山舰博物馆，与“平海”铭文文物重逢，完成一场跨越八十八年的历史对话。它们共同诠释了海军抗战的两个阶段——从正面决战到技术游击。有观众感慨：“以往只知中山舰空战壮举，今方知武汉亦是抗战中海军技术的大后方。”
的确，中山舰博物馆通过叶可钰相关文物，完整呈现出“舰艇作战—技术转型—游击抗战”的历史脉络，使武汉成为中国海军抗战史的关键坐标。
秘密电台：红色特工的武汉枢纽
1949年春，叶可钰以海军少将身份携秘密电台返回福州，其情报网络覆盖东南沿海至延安。武汉作为长江中游枢纽，成为情报中转的关键节点。通过武汉地下交通线，叶可钰将国民党海军部署、策反进展等核心情报源源不断送抵中共中央。例如，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的重要军事情报，便是经此线路转送延安。
叶可钰的策反工作以武汉为中心辐射全国。他借助马尾系海军军官的乡谊网络（福州籍占国民党海军80%以上），成功动员600余名海军精英留在大陆，包括曾参加武汉保卫战的方莹（曾任黄鄂区要塞第一台台长）、负责水雷生产的曾国晟（1938至1946年任水鱼雷制造所所长、海军布雷分队总指挥，在武汉期间共生产约7000具水雷）等技术骨干，为新中国海军储备了重要力量。
据中共福州地下党历史研究显示，叶可钰在谢筱迺领导下，依托海军旧谊对闽籍将领开展统战工作。尤其他与中山舰订造决策者、著名海军将领萨镇冰渊源颇深。叶可钰凭借其海军世家背景（叔父叶祖珪为北洋水师名将）及与萨镇冰的同窗之谊，多次劝其留在大陆。1949年6月，萨镇冰婉拒蒋介石赴台邀请，并公开支持共产党。福州解放后，萨镇冰联合地方士绅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市民维持稳定，迎接解放军，对安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历史遗产：武汉记忆与精神丰碑
叶可钰的贡献远超战场范畴。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人民海军第七舰队副司令，参与指挥舟山群岛战役；1950年代转任交通部，主导沿海航运重建。其技术传承为新中国快速组建东海舰队奠定基础，邓兆祥、林遵等将领转入大连海军学院任教，培养首批人民海军军官。
在政治层面，萨镇冰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加速了国民党海军心理防线的瓦解；在组织模式上，叶可钰开创的“专业军官+地下党”协同策反机制，为后续长江舰队起义提供了范本。
当这张泛黄的图纸在博物馆中与中山舰遥相对望，历史回响穿越时空。叶可钰将军以布雷作战和统战工作的双重传奇，在武汉江防埋下“水下惊雷”，为新中国海军播下火种。这份图纸不仅是军事智慧的结晶，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见证。
今日武汉，黄鹤楼俯瞰长江新时代的巨轮破浪前行，中山舰博物馆守护着永不褪色的抗战记忆。图纸上精密的结构线，既是一个民族“科技救国”集体觉醒的印记，更是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生动写照。从叶可钰到邓兆祥，从永丰舰到山东舰，中国海军的百年征程始终印证：真正的制海权，既在惊涛骇浪的甲板上，更在无数仁人志士“以国为舟”的赤子胸襟之中，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里。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这份图纸犹如一座跨越时空的灯塔。无论是抗战时期的“技术破局”，还是新时代的“科技强军”，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的同频共振，始终是推动前进最澎湃的动力。让我们以叶可钰将军为精神坐标，传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战略智慧，弘扬“向海图强”的进取精神，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伟大征程中，继续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深蓝史诗。（作者为江夏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