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抗战记忆

口述/李颂卓    整理/车  璇

 

      我叫李颂卓，1920年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今汉川市）一个书香之家。前不久，我刚刚收到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1938年，抗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那时我在武昌大江中学读书。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武汉举行了庆祝大游行，我看到游行队伍都在唱抗日歌曲。国难当头、国破家亡，当时，我决定投笔从戎。
 

      随后，我考取了中央防空学校，学习防空部队探照灯高射炮专业。高射炮白天、晚上都有打飞机的任务，我学的探照灯高射炮专业是晚上有任务，主要负责夜间防空，监测敌机入侵。那时，日本军队的飞机专找大都市、军事要地、铁道枢纽攻打，我所在的探照灯照测组就跟着日本军队的飞机跑，给高射炮当“眼睛”。白天我们隐蔽在草堆里，夜晚敌机来袭时，我们便开始工作。我们用专用的仪器探测敌机动向和方位，随即把信息传至高炮队，再通过探照灯的照射让其暴露在高射炮的火力之下，由高炮队负责击落敌机。我们使用的探照灯，连同操纵仪等设备要占30多平方米，当探照灯运行时热量很大，靠太近会烫伤，但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打下二三架飞机，再累再苦心里也高兴。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部队继续西迁，经过成都、重庆，最后到达甘肃兰州，保卫兰州的安全。到了兰州以后，日本人的飞机更加疯狂了，日夜不停地轰炸，一场战役下来，敌军出动轰炸机最多上百架，我们能打下来的仅仅只有两三架，但是有了探照灯，日本军队的飞机就不敢低空投弹，只能飞得很高，这样命中率就小很多，我们的牺牲就少一些。
 

      1940年，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兰州招生，我报考了黄埔军校并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学习期间，我最感兴趣的科目是野外训练、野外演习，目的就是为了打仗、为了战胜敌人，学习怎么攻击，怎么配备兵力。当时我在自己的帽子里面写下一个“死”字，时刻提醒自己到了战场以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时刻准备着为国牺牲。
 

      1943年我毕业离开学校，被分到中国青年远征军第204师。1944年，我们一行400多名青年出征缅甸的北方重镇——密支那，一下飞机我便被编入了中国远征军新1军38师113团，担任二营机枪连中尉连长。
 

      那里的作战条件十分残酷，我们一边要和敌人作战，一边要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战。那地方可以说是不毛之地，毒蛇毒虫太常见了。士兵的尸体如果在野外战场没有来得及处理，不到几个小时就只剩一堆白骨。每天都有人倒下，好多人没死在战场上，却倒在了这蛮荒的原始森林里。
 

      后来，我随中国远征军归国走到广西玉林时，收到日本人投降的喜讯，上级告诉我们部队不用前进了，即时返回广州。到广州后，我看到很多牌坊装饰着彩花，那是“胜利门”，全广州城庆祝三天，整个城市都沸腾了。
 

      抗战胜利后，我在广州转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返回武汉，后一直从事社会主义建设。1985年，我加入了民革。1986年起，我在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驻会工作，通过信函、电话往来与中国台湾及海外的黄埔同学取得联系，积极宣传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还多次为海外黄埔亲属回国投资兴业牵线搭桥，实现他们回故乡创业的愿望。除此之外，我还自费在社区空地开办大众阅报栏，展示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等报纸，让来往的街坊邻居可以免费阅读。
 

      今年，我已经105岁了。作为一名民革党员、抗战老兵，还能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我很欣慰，也很满足。我不怕年纪大，我会继续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中体现人生价值。我希望祖国的年轻一代牢记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继承和发扬伟大抗战精神，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我也希望能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相信我能活着看到那一天。（作者为武昌民革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