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驱向海潜其人其事（上）
黄 铉
向海潜（1888-1974），字松坡，湖北大冶人。少家贫，15岁即投入湖北新军三十二标当兵，后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他为人豪爽仗义，敢作敢为，武昌起义前广泛结纳反清志士，素与会党接近。
1907年1月，日知会遭受破坏，革命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是火上浇油，由原日知会会员组织的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黄申芗、覃炳钧（覃秉钧）、戴鸿炳、林兆栋的种族研究会，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王宪章的将校研究团，熊子贞（熊十力）、何季逵的黄冈讲习所，贺公侠、黄元吉、曾省三、江炳灵、梁维亚、汤寿煊（又名行健，字舜卿）的文学研究社，杜邦俊、杨永康、杨秉之的义谱社，吴贡三、李亚东、梁钟汉的铁血军，高尚志、陈孝芬、曾尚武的德育会，向海潜、李绍白的群英会。一共成立了20多个这样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多半建立在军营里，以陆军学堂的学兵和新军中的士兵为主要发展对象。群英会对外称一百零八人，取水浒梁山泊聚义一百零八将之意，实际人数远不止此数。其主要成员有李绍白、刘国祥、吕中秋、熊炳坤（熊秉坤）、秦培鑫、吕尹雄、熊开鉴、姚鸿圣、石玉山、杨庆山、胡开进、罗仁香、丁洪本等。向海潜既以军队组织部勒会党，又以会党方式团结军队。他在党人中拥有一种潜在的势力，因为以他为首的群英会，包含有不同组织的革命同志、会党分子和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刘复基十分赞同并支持他组织群英会这一行动，认为运用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大量结纳会党成员，而会党素有反清传统，对革命非常有利。事实证明，群英会成员后来无论是在武昌起义还是在阳夏战争中，都表现十分出色，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不可等闲视之。
向海潜与黄申芗关系密切，因为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又同一军籍，同是陆军学堂的学兵，加上意气相投，两人情同手足。向海潜虽然十分自负，但对黄很敬重，无不言听计从。1909年春，孙武从日本归来，邀约黄申芗在汉口华景街一家酒楼见面，极力动员黄申芗加入共进会。黄申芗当时正苦于和在海外的革命党人不通声气，欣然同意。归来后，便找到他所联络的各团体负责人，商量归并，加入共进会，向海潜率先响应。由于各团体的加入，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共进会成立东京之初，只是一个空架子，从这以后，才有了群众基础，有了实力。也就是从这以后，共进会组织才第一次进入湖北新军的兵营。
1910年春，长沙发生了数千饥民的闹米风潮，黄申芗应湖南焦达峰之约，打算趁机在湘鄂两省同时起事。后因湘乱已平，焦达峰中止了起义计划，黄申芗得信后也按兵不动。不料起义计划被清廷侦知，黄申芗遭通缉，被迫逃到上海避难。黄离开武汉以后，向海潜即自行其是。
武昌起义前，向海潜负责与炮队联络。起义后，他率领民军攻打汉口，火烧华景街，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湖北都督府成立，他任参谋。有的文章说，他曾任过武昌卫戍司令。当时是否设立过这一职务，无法考证。此时，他对会党的联络仍不放松。阳夏战争吃紧时，他曾以参谋名义赴湖南，联络会党援鄂。南北议和期间，孙武成立民社，创办《民声报》，公开与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对抗。向对孙武的骄横跋扈、党同伐异本来就不满，现在孙竟改变革命立场，投向袁世凯，这令向海潜更加痛恨。1912年2月17日的倒孙事件，他本人和他的群英会起了主导作用，并由他开第一枪，群英会的标志成为事变中的通行证。群英会事变以后，黄申芗去日本留学，他也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1913年3月25日，宋教仁被刺，引发了二次革命。7月22日，孙中山在沪发表讨袁通电。8月8日任命向海潜为江苏讨袁军副参谋长（临时总司令为何海鸣、参谋长为王宪章），率领一支部队镇守江阴。袁世凯对向十分忌恨，曾赏银10万元捉拿他。袁军猛攻江阴城，讨袁军处于敌众我寡之劣势，军事失利，人员伤亡惨重。部下建议他弃城救人，保存实力，向海潜说：“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即使我被打得只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弃城逃走！”孙中山闻讯后，急忙电令向海潜撤退，并对在场人员说：“我宁失江阴一城，绝不可失向海潜一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 ，不久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他曾和黄申芗一起拜见过孙中山。如《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晚七时四十分（1913年12月1日），黄申芗、向海潜、郑林双、丁仁杰、何仲良一起来访，议事，九时三十分离去。下午四时四十分，陈其美来访，五时十分戴天仇（戴季陶）来访，一起议事……”孙中山虽比向海潜年长许多，却按洪门规矩称向海潜为向大哥，因为孙中山早年曾参加过海外洪门组织致公堂。
1915年回国后，向海潜继续参加了一系列反对袁世凯和反对段芝贵、王占元对湖北人员残酷统治的斗争。由于向海潜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在反对段、王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据辛亥革命老人卢智泉回忆：“……同志们举熊先生（熊晋槐）为讨袁军总司令，以谋继起。同志们身上都带有三角形的药水刀子，对反动派的走狗，哪里遇到就在哪里跟他们干。革命同志把反动派的走狗往租界上拉，他们把革命同志往华界拖。就这样，侦缉老爷们被党人弄死了不少：熊先生家里就弄死了三个；卢志泉勒死了陈捷三；向海潜、马骥云、吕丹书等杀死了走狗几十个。工程营发难有功的程正瀛，堕落成为王占元的特务，也就是在这个斗争中被党人拉到租界，装入麻布袋沉之长江的。经过党人这种坚决的斗争，王占元的稽查长周三毛甘愿两不相犯。至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释放政治犯，反袁斗争始告一段落。”
1917年，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他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军事进攻。孙中山任命向海潜为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以后又任命向海潜为大元帅府援鄂第二混成旅旅长、湘鄂联军总指挥、湘军援鄂鄂省自治军左翼总指挥等职。
1923年，向海潜来到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取名五圣山，一是为了纪念洪门的前五祖、中五祖和后五祖；二是开山结义的有五兄弟、五堂口：向海潜——智松堂堂主、朱卓文——仁文堂堂主、梅光培——义衡堂堂主、明德——礼德堂堂主、张子廉——信廉堂堂主。五圣山各堂的弟兄公推向海潜为总山主。时向海潜住在方浜路祥茂里，计划以上海为基地，全力反对北洋军阀，为洪门的发展打开新局面。然而，近代以来，上海素为青帮之大本营，尤其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大亨的势力，上自军政宪警，下至贩夫苦力，盘根错节，不可动摇。五圣山成立后，青帮即对其排挤、封杀。于是，向海潜只能在上海佛教寺院的住持、当家和尚中发展成员，而无法深入金融、企业和军警界。而且，五圣山的几个堂主也信仰各异，志趣不一，如仁文堂堂主朱卓文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结为莫逆，对实际主持广东国民政府工作的廖仲恺极为仇视。经过向海潜多年的努力，五圣山还是打开了局面。四一二政变以后，向海潜与吴铁城、商震、钱大钧、杨虎、谭延闿、李济深等建立了友谊，吴铁城为五圣山提供经济援助，而向尤与主张反蒋的李济深最为投机，李济深不但加入了洪门，而且出任五圣山的会办，地位仅次于向海潜。至三十年代，五圣山彻底走出了初创时的那种窘境，其势力范围已扩大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从李西屏1934年致胡汉民的信函和电报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李西屏1934年1月致胡汉民的信中说：“至于洪门推行正猛，新近又加入向海潜、蓝绍亭。两同志在洪门极有力量，尤有深长之革命历史。蓝君，即蓝天蔚之叔，辛亥贵州起义曾任民政长。向君在湖北历来革命，累踬累起，愈失败愈坚忍。鄂西一带据有伟大潜势力，亦将来吾党之基础部队也，故翊东（李西屏，名翊东，以字行）特别注意。”1934年2月致胡汉民的电报中又说：“向海潜同志在鄂西确有潜势力，拟恳给予鄂西宣抚使名义，以便前往收集。”
1936年，四十多个洪门团体为克服各山头互不联系、在社会上影响不大的弱点，于是打算在上海筹建洪门联合团体。经过酝酿，于上海大境路关帝庙召开洪兴协会成立大会。洪兴协会取义“同心协力，复兴洪门”之意。在当时的上海洪门中，向海潜的势力最大，而汪禹丞的名望最高，因此会议推举向、汪两人为洪兴协会董事长。洪兴协会成立后，事务所就设在浦东大楼五圣山的会所里。向、汪每月召开理、监事会议，各山头的龙头大爷们彼此交流情况，联络感情，消除隔阂。过去，上海洪门内部经常为争地盘、挖墙脚而互相打斗，但自从洪兴协会成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洪兴协会成立之际，抗日救亡运动正蓬勃发展，向海潜在理事会上要求具有爱国传统的洪门成员投身抗日斗争。他派代表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等企业，向下层洪帮工人弟兄讲演洪门反清故事，号召大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召集申新第五、第六、第七纱厂和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工厂企业的工人在大中华酒楼聚餐，告诫大家不仅要抱洪门的义气，还要抱中国人的义气，团结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向海潜更加积极投身于抗日洪流。1937年7月21日，他致电北平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全体将士：“……二十九军的抗战为民族争光，海潜韬晦沪上，愿本孙中山反清精神，率洪门健儿，与敌寇周旋，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为能率洪门为保家卫国出力，向海潜又于次日致电蒋介石说：“我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残暴日军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向海潜还与青帮首领捐弃前嫌，共同发表申明：“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由于蒋介石轻视，甚至歧视民众的抗日，因此向海潜的愿望没法实现。但是，向海潜仍积极参加上海的抗日活动，他是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席团成员。上海沦陷后，他与五圣山各堂主相约，无论在何地，继续参加抗日。信廉堂堂主张子廉到香港后，召集在港洪门弟兄，成立中华民国香港联合保安队，与港英政府合作，抗击日军对华南的进攻。义衡堂堂主梅光培在香港警察、海员和渔民中广收门徒，并创建义勇军参加抗日。礼德堂堂主明德于1938年在河南许昌组织抗日游击队，并请洪帮首领杨庆山为顾问，声势浩大，使日军闻之胆寒。五圣山会办李济深也发动本山弟兄护送大批难民从广东向内地撤退，曾将二百妇女、儿童一直护送到广西桂林。日军占领上海后，向海潜离沪先到武汉活动，后进入万县，最后到重庆。在四川袍哥范绍增（八十八军军长）等人的帮助下，五圣山在四川扩展开来。首先，向海潜将礼字袍哥副总社长廖开孝，仁字袍哥、军统骨干罗国熙，原二十军中将副军长夏炯转入五圣山，然后通过这些洪帮首领将重庆的仁、义、礼各堂袍哥全部转入五圣山。这样，五圣山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洪门山头。向海潜在重庆也十分活跃，常到洪门弟兄集中的党政机关和企业访谈，鼓励弟兄们全力抗日。他还派人到湖北组织抗日游击队，以便深入敌后打击日军。（待续）
（作者为市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