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惨烈的宜昌阻击战
□ 蓝金安口述, 沈建文整理
蓝金安（曾用名：蓝弼），男，汉族，1920年9月生，湖北黄陂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十五期步科毕业，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谋班八期毕业，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技术人员训练班会计专业毕业，湖北省农学院农艺系毕业。1981年3月加入民革。
1939年至1940年于国民革命军18军18师54团3营见习、后任排长。1941年至1943年任军令部第三所科员。1943年至1945年任第5军96师少校参谋。1946年调入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任少校参谋。1946年至1948年任上海港口运输司令部中校课长。1948年至1949年任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中校大队长，直至起义。1950年至1951年任黄陂康都学校校长。1953年至1956年武汉一纱任科员。1956年至1962年农场劳教。1962年至1979年于黄陂元河公社种田。1979年至1981年武昌六棉任统计。
我叫蓝金安，1922年出生，我老家是黄陂县西乡，现在的天河镇家蓝大湾。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们姊妹四个，我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小时候在家乡读书，父亲去世后，因我叔父在汉口做生意，且生意不错，所以他就带我来汉口读书。
1938年，日本入侵南京到芜湖后，武汉也紧张起来，市里所有机关学校都往西南迁。当时我在汉口私立第一高中读二年级（学校后迁往鄂西利川县）。上海战役、南京战役结束后，退下来的一些国民党伤兵到了武汉，我们学校组织慰问队经常去慰问他们。通过与伤兵接触，便盟发了爱国思想，当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大孩子了，心想反正国家都快要亡了，读书也没有用，投笔从戎的情绪十分高涨，有很多学生分别报考了很多学校，除了黄埔军校外还有战干团。我叔父也赞成我报考，能进黄埔军校最好。
大概在五月份左右，武汉整个城市都在疏散，秩序很混乱，也正是这个时候黄埔军校十五期招生了，不只我一个，很多同学都纷纷投入到了抗战的浪潮里。
我考入黄埔第十五期步科，由武汉搭乘火车到湖南长沙，再步行到湖南武钢，那是个分校。我进去以后，入伍有半年的入伍期，经过学习和基本训练以后才正式升学，学制为两年。黄埔军校的训练很严格，学校的办学条件比较差，学员们都是打赤脚、穿草鞋、绑裹腿，天天步兵操练，天天在野外训练。开始是单兵训练，以后是班排演练，因为你以后出去要当排长，所以要如何学习带人，最后还要在学校里面学当排长，虽然如此，但大家都吃得消，年轻人嘛血气方刚。
我是学重机枪的，白朗宁跟三井式重机枪，我对那也特别感兴趣，我们全连都学这个。我记得连长是第六期的曾顶，这个人不错，湖南人。排长是十三期的，名字记不清楚了。总队长是李亚芬，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大队长姓袁，他是四期的学生。他们行为品德都不错，我们很相信他们，他们吃得苦耐得劳，以身作则，教导有方，训练学生不错，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很好。
在学校每个学科都有一个老师，学的科目也多，测量要学，要会编制地图，还有很多工种都要学。学校里是排、连教育，要学的是教你如何把一排人管理好，怎么教育好。当连长起码教育管理好一百几十号人。
那时候国共合作，黄埔军校里面有一个教员是苏联来的，他是共产党员。学校里安排他讲政治课，但不是主要课程，一个礼拜就只几次，我们对他们的课很感兴趣，感觉非常稀奇。学校课程里还谈及共产党的事情，那时候国共没有明显的界限，也无所谓共产党、国民党的，不像后来那么敌对，不是因你是共产党，他是国民党而会怎么怎么的。
我们读了一年多以后，由于武汉失守，接着是长沙会战，学校奉了上面的命令学生提前毕业。由于部队要人了，所以在学校入伍半年以后转入学生期，跟以前入伍期教育不同，入伍以前基本教育，基本上是学习当排长、班长，班教育、排教育、连教育。在入伍期以后基本就是课堂的多些，如，步兵操练、典范令、射击教范、军事知识等。
我们被提前毕业分到部队来了，我本人被分到十八军十八师五十四团第三营第七连。当时的军长叫彭山，部队驻扎在四川璧山县，离重庆很近，到部队时我还不是当排长，只是个见习官，跟士兵都睡在一起，大概见习两个多月后，被晋升为排长才正式带兵了。
随部队训练了不到半年时间，沙市也失守，宜昌开始吃紧了。我们部队接到命令由璧山县向重庆集中，由民生公司民风号输送，我们在重庆江北上船，后送抵宜昌。
日军由沙市进攻宜昌，我们要包围宜昌，当时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大家都很紧张。当时，我在重庆还有亲戚，也不能再上岸去，本来我想道别一下的，部队不准离开，我到前方作战亲戚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家里更不知道了。
第二天一大早赶到了宜昌，宜昌外围有个飞机场，飞机场不远处有个东山寺，东山寺三面环着大山。这一带有临时防御工事，我们进入阵地后，立即挖战壕，修工事。
沿着宜昌外围，我们这个部队正处宜沙公路旁边，日军是沿沙市公路攻过来。当时我们接到通知，日军已到达了鸦鹊岭，离宜昌很近了，部队没有休息，赶忙部署兵力。我们54团和53团驻守在日军进攻宜昌主要的道路上。
第三天紧张了，日军攻击以前，步兵不先动，他们的飞机、大炮厉害的很。由于我们没有飞机，也就没有了制空权，所以我们阵地上空，日军飞机向我们的阵地轮番轰炸，当时我们部队伤亡很惨重。日机飞得很低，每次来是三架，都看得见：一是轰炸，二是扫射。还有日军的炮兵，把我们防线像梳梳子似的，扫过来，炸过去，想把我们的阵地摧毁。我们开始有个炮兵连，可是炮兵一打，日军的飞机就把它轰炸了，我们就没有还手之力，那只有任他打，我们只有挨打的份。
我们最前沿步兵还好一点，为什么好呢？他的步兵来了，他不敢乱炸，炸弹丢歪了就丢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去了，所以我们跟日军就只能面对面打。
战斗开始很厉害，那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我们一百六十几个人，打到我们撤退的时候，只剩不到八个人左右，满眼看到都是死体。日军还在我们前面，他死多少人我也搞不清楚，都在打，他们打我们，我们也打他们，我们主要是用手榴弹炸，也炸死他们不少。
战场好在我们居高临下，日军是平地来的，我们在山上，算得上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我们投弹之后怎么保存自己呢？我脑筋比较灵活，在这边我一投一炸弹，我就跑到另外一边，往战壕里面一缩，我往那边投一枚手榴弹，就往另外一边缩，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
仗打到最后心都打横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都没有顾忌死，只想如何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至于自己的死那真是置生度外，没有任何想法，就是横下心来与其生死决斗了。
阵地上我们连打得只剩几个人了，本来我还在打，旁边都是兄弟，伤的伤，死的死，我只有一个传令兵跟着我，还有一个士兵和九班长。九班长对我说连长跟营长他们下去了，其他两个排的战友牺牲得差不多了，我是三排排长。
当时我的耳朵基本上也听不清楚了，一个炮弹下来，在我身边不到两米的地方爆炸，搞得我浑身都冒着烟，土尘还压满我全身。日军却还在对面向我射击、扔手榴弹，这个时候更紧张了。我一看阵地的官兵牺牲得差不多了，要想顺利撤下去不容易，因为要撤下去还要通过一个平地，它早被日军封锁了，我伸头一看，坡下到处都是日本兵，正向我们缓慢接近。此时我们仨人就我还剩两颗手榴弹，手榴弹不到迫不得已我是不敢扔的。
我就蹲着不能犹豫，再迟疑一下日军就冲到战壕来了，我就等着，日军的重机枪基本上是发现我们这边有目标出现时它才打，没有目标时它是不会打的。我在这边蹲着，找准机会就一口气，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冲出去，等我目标出现，机关枪再打，我就已经过去了。九班长也照着我的办法冲过来了，但我的传令兵没有冲过来，我救不了他，这时我们这个排就只有我俩撤了下来。
离开阵地要通过飞机场那就难了，飞机场已在战前就被我们自己人破坏掉了，挖的都是大坑，是为了不让日军飞机来。我们在通过飞机场时，日本骑兵从我们后面袭来，随着日军的进城就等于把我们反包围了，一路从阵地上退下来有上十个人，都沿着飞机场旁边跑，可是日军飞机飞过来时，看到我们一堆人在跑，就向我们扫射。我脑筋比较灵光，看到飞机来了我就转头往回跑，往阵地上面跑，其他几个人还仍往前面跑，距离逐渐拉大了，我趴在地上，日机向那几个人扫射，一下子又牺牲了几个，后面反倒没有飞机扫射，我就跳到破坏的坑里面去，从这个坑跳到那个坑。日军进城的骑兵看到人就打，我鼓足勇气，爬上来跳到另外一个坑就卧倒，很快，这样一步步地跳坑，终于逃到宜昌城外一个叫东津河有水地方，就这样还得过河才能到葛洲坝那一带。由于我会玩水，退下来的人还有不会玩水的，我就跟他们讲，把枪斜着背在身上。水面不宽一二十米，我一下子就过去了。
当时我有军事地图，我看了军事地图后，心想这个葛洲坝也只不过是一个沙滩，是不能作为集中地的。但是有的人不知道，都往那里集中，士兵他不听我的，都往那跑，后来日军炮弹集中封锁那个地方，又死了不少人。
于是我从另外一边走，我碰到前面一个人拿着手枪不准我走，我当是日本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团副，他趴着，不能走，于是我就喊他。我们几个人就沿这边跑了大约两千来米，才到山区，找到了宜昌的山腰洞，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军部指挥部在山腰洞。我们来到山腰洞，再过去一点就到了长江边上，我们一行到了三里坪才安顿下来。
总的讲这场战争我们还是吃亏了的，主要没有飞机、大炮，轻武器也不如人。日军机关枪连着发打，我们都是“汉阳造”步枪，上一颗子弹瞄准打，再退下来，然后再上颗子弹瞄准打，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方面。
然而，我们部队抗战精神是有的，我三天没有吃饭，一个人只发了一个压缩饼干，吃了没有水喝，没看到一颗米，只想如何让宜昌多保住几天，只想如何尽我们的责任。
我跟营长（我营长是七期的，叫李三环）、团长（姓皮，叫皮谢游）们一起在宜昌三里坪集合。部队在那逐步收拢，刚刚打完仗，收拢时乱的很，我们营里面只有两个排长还在，其中，一个十六期的（姓罗，叫罗董钱）他是第七连的排长，后来营长带我们回原来的重庆，因为营长有个亲戚在妙河炮兵台当台长，他们的任务是封锁长江。我们在他那住了两天，整个一个团的人集合起来只有几个人，最后我们还是回了原来的驻扎地璧山。
这一次作战伤亡最大，印象最深，刺刀见红，血流成河，有时候眼睛一闭想到这惨景，不是死一个两个，而是东倒一个，西歪一个，没死的还哼叫着，你不能动他，前面是日军进攻，你要打，他倒下去你去扶他，不可能，倒就倒了，要喝水你不能给水他喝，来不及，惨得很哪！有时候想起来心里不好受。
此战以后，我被送到重庆集训，然后调往军部，后又考入陆军大学，在第八期参谋班学习，毕业之后分到驻扎在云南宝山的第五军，部队是由缅甸撤回来的，是杜聿明所率的部队，机械化，全是新式的美制装备，所以在缅甸作战中日本兵打不过。
当时在那有个口头禅，“英国人的屁股，印度人的手，中国人的尸首”。在滇缅作战中，英国人不经打，老往后退，只看得到英国人屁股；印度人瞎打枪，眼睛看不到人，只见得到印度人的手瞎扣枪；中国人宁死不屈，攻下阵地来看，到处都是尸首，日军见到了也害怕。
我在第五军也打了一仗，当时日军从越缅到云南想打国民党的背后。我们第五军当时就守在宝山，我们有美国飞机的支援，几次战斗日军都抵不过我们。他本来想从那边抄我们的后路，结果我们把他的路线给掐断了，在宝山把偷袭日军消灭以后，我们才打通了国际通道。
汽车没有油不行，从印度到昆明，一两千里路程，沿途都有加油站，柴油源源不断流向战区，几十辆卡车拖着炮、军用物资到昆明了，装备到中国人的部队，几个军都是靠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到日本投降后，我就已经当上了校官团副，我们部队由昆明开到山东。当时蒋介石准备内战，这个文件我是知道的。我们一到南京，内战就发动了，我们部队开始在那打仗，就叫剿匪。我们部队虽然装备好，但思想有顾虑，打了八年仗，还自己打自己，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部队经浦口至南徐州一带时，我就不干了，于是就到南京找贾亦斌（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经他举荐我到了国防部里面当了个少校参谋，我就不直接参加内战了。
1947年1948年间我在国防部，也准备撤到台湾去，但临撤之前，共产党员贾亦斌同志来了，我与他有点交情，他叫我不要到台湾去，我还参加了他们的地下组织。
那时国民党正在成立一个预备干部总队，总队设在浙江嘉兴，把一些排连级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利用这些干部扩大几个军，这些预备干部，得要有人训练，于是我就当上了第三队的大队长。贾亦斌任总队长，蒋经国是总头头，总队以后就属预干局管。
正当我们在准备协助解放军渡江的时刻，由于我们属于蒋经国的嫡系部队，我又是他的内部人员，这个（协助解放军渡江）消息有人透露了，出卖了，国民党把我们参加的人抓了起来，总队长贾亦斌先撤了职，撤了以后要法办，我们就危险了，于是我们就率先起义了，解放军淮海战役下来还没过长江，我们青年军干部几千人在嘉兴就起义了，真是轰动全国。
起义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干部，我不想去，我就回武汉了，在黄陂当了一年校长后，我去农科院读了两年书，毕业后我就到国民农场工作了。由于我的专业是学棉花的，所以农场就把我分配在绿棉计划科，当三级科员，月工资56块，当时算是高薪啊。
在农场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教他们，在那里做到镇反、肃反运动开始。由于我是国民党过来的，又是团级军官，所以就是反革命对象。农场给我开了两次小组批判会，第三次就判刑了，并被遣送到潜江劳动教养。后来我就提出申诉，说他们给我戴错了帽子，经高级人民法院派人去调查后，改判了以前的判处不当，应予以废除。于是把我送回原单位，但原单位不接收，说反革命分子一律不许回城市，还说，刑事处分跟你解决了，但行政处分没解除，你有历史问题要清理队伍。无奈之下，我还是回老家种了十二年的田。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才派了两部小车子把我全家从潜江接回武汉，我也回了原单位，在原单位干了两三年，我年满60岁的时候他们还不让我退休，要我多搞两年，因为我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后来给我办个离休。
1961年我一回武汉就加入了民革，那时民革刚刚建立不像现在这个情况，武昌司门口一间房子两三个人那就是民革。那时候有好几个人都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校级军官多。我在武昌负责黄埔同学会。在武昌民革我也是支部委员，是第四支部的组委。
解放初我原来的同学有三四十人，改革开放后，我跟台湾的黄埔同学会写信联系，让他们回大陆来，有几个晚辈每年都到我家里来，来了我就对他们宣传祖国统一，希望台湾的黄埔同学会给台湾民进党多做点促统工作。我年长、辈分高，有的同学去世了他们的子女也来，那时候我也在想，百年以后，我心里也平静的很。
现在共产党领导国家统一好，不像国民党哪个时期，新疆是一个政策，山东、山西又是一个政策，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除了台湾没统一外），这个国家是安定的，人民是安居乐业的。
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执政，其他党派参政。民主党派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共产党建设好国家。民主党派不能完全独立，要是民建起个山头，民盟起个山头，会把国家分裂搞乱的。我们国家不能有反对党啊，你像台湾起来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把一个台湾搞的太厉害了；像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几个党派你争我夺，制造内耗。我们这好，就一个执政党，各民主党派都站在公正立场，不争地位，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言献策。（作者为市民革宣传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