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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惨烈的宜昌阻击战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5-08-13


                                                         我参加了惨烈的宜昌阻击战
                                                         □ 蓝金安口述, 沈建文整理
       蓝金安(曾用名:蓝弼),男,汉族,1920年9月生,湖北黄陂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十五期步科毕业,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谋班八期毕业,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技术人员训练班会计专业毕业,湖北省农学院农艺系毕业。1981年3月加入民革。
       1939年至1940年于国民革命军18军18师54团3营见习、后任排长。1941年至1943年任军令部第三所科员。1943年至1945年任第5军96师少校参谋。1946年调入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任少校参谋。1946年至1948年任上海港口运输司令部中校课长。1948年至1949年任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中校大队长,直至起义。1950年至1951年任黄陂康都学校校长。1953年至1956年武汉一纱任科员。1956年至1962年农场劳教。1962年至1979年于黄陂元河公社种田。1979年至1981年武昌六棉任统计。

我叫蓝金安,1922年出生,我老家是黄陂县西乡,现在的天河镇家蓝大湾。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们姊妹四个,我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小时候在家乡读书,父亲去世后,因我叔父在汉口做生意,且生意不错,所以他就带我来汉口读书。
       1938年,日本入侵南京到芜湖后,武汉也紧张起来,市里所有机关学校都往西南迁。当时我在汉口私立第一高中读二年级(学校后迁往鄂西利川县)。上海战役、南京战役结束后,退下来的一些国民党伤兵到了武汉,我们学校组织慰问队经常去慰问他们。通过与伤兵接触,便盟发了爱国思想,当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大孩子了,心想反正国家都快要亡了,读书也没有用,投笔从戎的情绪十分高涨,有很多学生分别报考了很多学校,除了黄埔军校外还有战干团。我叔父也赞成我报考,能进黄埔军校最好。
       大概在五月份左右,武汉整个城市都在疏散,秩序很混乱,也正是这个时候黄埔军校十五期招生了,不只我一个,很多同学都纷纷投入到了抗战的浪潮里。
我考入黄埔第十五期步科,由武汉搭乘火车到湖南长沙,再步行到湖南武钢,那是个分校。我进去以后,入伍有半年的入伍期,经过学习和基本训练以后才正式升学,学制为两年。黄埔军校的训练很严格,学校的办学条件比较差,学员们都是打赤脚、穿草鞋、绑裹腿,天天步兵操练,天天在野外训练。开始是单兵训练,以后是班排演练,因为你以后出去要当排长,所以要如何学习带人,最后还要在学校里面学当排长,虽然如此,但大家都吃得消,年轻人嘛血气方刚。
       我是学重机枪的,白朗宁跟三井式重机枪,我对那也特别感兴趣,我们全连都学这个。我记得连长是第六期的曾顶,这个人不错,湖南人。排长是十三期的,名字记不清楚了。总队长是李亚芬,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大队长姓袁,他是四期的学生。他们行为品德都不错,我们很相信他们,他们吃得苦耐得劳,以身作则,教导有方,训练学生不错,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很好。 
       在学校每个学科都有一个老师,学的科目也多,测量要学,要会编制地图,还有很多工种都要学。学校里是排、连教育,要学的是教你如何把一排人管理好,怎么教育好。当连长起码教育管理好一百几十号人。
       那时候国共合作,黄埔军校里面有一个教员是苏联来的,他是共产党员。学校里安排他讲政治课,但不是主要课程,一个礼拜就只几次,我们对他们的课很感兴趣,感觉非常稀奇。学校课程里还谈及共产党的事情,那时候国共没有明显的界限,也无所谓共产党、国民党的,不像后来那么敌对,不是因你是共产党,他是国民党而会怎么怎么的。
       我们读了一年多以后,由于武汉失守,接着是长沙会战,学校奉了上面的命令学生提前毕业。由于部队要人了,所以在学校入伍半年以后转入学生期,跟以前入伍期教育不同,入伍以前基本教育,基本上是学习当排长、班长,班教育、排教育、连教育。在入伍期以后基本就是课堂的多些,如,步兵操练、典范令、射击教范、军事知识等。
       我们被提前毕业分到部队来了,我本人被分到十八军十八师五十四团第三营第七连。当时的军长叫彭山,部队驻扎在四川璧山县,离重庆很近,到部队时我还不是当排长,只是个见习官,跟士兵都睡在一起,大概见习两个多月后,被晋升为排长才正式带兵了。 
       随部队训练了不到半年时间,沙市也失守,宜昌开始吃紧了。我们部队接到命令由璧山县向重庆集中,由民生公司民风号输送,我们在重庆江北上船,后送抵宜昌。
       日军由沙市进攻宜昌,我们要包围宜昌,当时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大家都很紧张。当时,我在重庆还有亲戚,也不能再上岸去,本来我想道别一下的,部队不准离开,我到前方作战亲戚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家里更不知道了。
       第二天一大早赶到了宜昌,宜昌外围有个飞机场,飞机场不远处有个东山寺,东山寺三面环着大山。这一带有临时防御工事,我们进入阵地后,立即挖战壕,修工事。
       沿着宜昌外围,我们这个部队正处宜沙公路旁边,日军是沿沙市公路攻过来。当时我们接到通知,日军已到达了鸦鹊岭,离宜昌很近了,部队没有休息,赶忙部署兵力。我们54团和53团驻守在日军进攻宜昌主要的道路上。
       第三天紧张了,日军攻击以前,步兵不先动,他们的飞机、大炮厉害的很。由于我们没有飞机,也就没有了制空权,所以我们阵地上空,日军飞机向我们的阵地轮番轰炸,当时我们部队伤亡很惨重。日机飞得很低,每次来是三架,都看得见:一是轰炸,二是扫射。还有日军的炮兵,把我们防线像梳梳子似的,扫过来,炸过去,想把我们的阵地摧毁。我们开始有个炮兵连,可是炮兵一打,日军的飞机就把它轰炸了,我们就没有还手之力,那只有任他打,我们只有挨打的份。
       我们最前沿步兵还好一点,为什么好呢?他的步兵来了,他不敢乱炸,炸弹丢歪了就丢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去了,所以我们跟日军就只能面对面打。
       战斗开始很厉害,那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我们一百六十几个人,打到我们撤退的时候,只剩不到八个人左右,满眼看到都是死体。日军还在我们前面,他死多少人我也搞不清楚,都在打,他们打我们,我们也打他们,我们主要是用手榴弹炸,也炸死他们不少。
战场好在我们居高临下,日军是平地来的,我们在山上,算得上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我们投弹之后怎么保存自己呢?我脑筋比较灵活,在这边我一投一炸弹,我就跑到另外一边,往战壕里面一缩,我往那边投一枚手榴弹,就往另外一边缩,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
       仗打到最后心都打横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都没有顾忌死,只想如何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至于自己的死那真是置生度外,没有任何想法,就是横下心来与其生死决斗了。
       阵地上我们连打得只剩几个人了,本来我还在打,旁边都是兄弟,伤的伤,死的死,我只有一个传令兵跟着我,还有一个士兵和九班长。九班长对我说连长跟营长他们下去了,其他两个排的战友牺牲得差不多了,我是三排排长。
       当时我的耳朵基本上也听不清楚了,一个炮弹下来,在我身边不到两米的地方爆炸,搞得我浑身都冒着烟,土尘还压满我全身。日军却还在对面向我射击、扔手榴弹,这个时候更紧张了。我一看阵地的官兵牺牲得差不多了,要想顺利撤下去不容易,因为要撤下去还要通过一个平地,它早被日军封锁了,我伸头一看,坡下到处都是日本兵,正向我们缓慢接近。此时我们仨人就我还剩两颗手榴弹,手榴弹不到迫不得已我是不敢扔的。
       我就蹲着不能犹豫,再迟疑一下日军就冲到战壕来了,我就等着,日军的重机枪基本上是发现我们这边有目标出现时它才打,没有目标时它是不会打的。我在这边蹲着,找准机会就一口气,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冲出去,等我目标出现,机关枪再打,我就已经过去了。九班长也照着我的办法冲过来了,但我的传令兵没有冲过来,我救不了他,这时我们这个排就只有我俩撤了下来。
       离开阵地要通过飞机场那就难了,飞机场已在战前就被我们自己人破坏掉了,挖的都是大坑,是为了不让日军飞机来。我们在通过飞机场时,日本骑兵从我们后面袭来,随着日军的进城就等于把我们反包围了,一路从阵地上退下来有上十个人,都沿着飞机场旁边跑,可是日军飞机飞过来时,看到我们一堆人在跑,就向我们扫射。我脑筋比较灵光,看到飞机来了我就转头往回跑,往阵地上面跑,其他几个人还仍往前面跑,距离逐渐拉大了,我趴在地上,日机向那几个人扫射,一下子又牺牲了几个,后面反倒没有飞机扫射,我就跳到破坏的坑里面去,从这个坑跳到那个坑。日军进城的骑兵看到人就打,我鼓足勇气,爬上来跳到另外一个坑就卧倒,很快,这样一步步地跳坑,终于逃到宜昌城外一个叫东津河有水地方,就这样还得过河才能到葛洲坝那一带。由于我会玩水,退下来的人还有不会玩水的,我就跟他们讲,把枪斜着背在身上。水面不宽一二十米,我一下子就过去了。
       当时我有军事地图,我看了军事地图后,心想这个葛洲坝也只不过是一个沙滩,是不能作为集中地的。但是有的人不知道,都往那里集中,士兵他不听我的,都往那跑,后来日军炮弹集中封锁那个地方,又死了不少人。
       于是我从另外一边走,我碰到前面一个人拿着手枪不准我走,我当是日本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团副,他趴着,不能走,于是我就喊他。我们几个人就沿这边跑了大约两千来米,才到山区,找到了宜昌的山腰洞,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军部指挥部在山腰洞。我们来到山腰洞,再过去一点就到了长江边上,我们一行到了三里坪才安顿下来。
       总的讲这场战争我们还是吃亏了的,主要没有飞机、大炮,轻武器也不如人。日军机关枪连着发打,我们都是“汉阳造”步枪,上一颗子弹瞄准打,再退下来,然后再上颗子弹瞄准打,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方面。
       然而,我们部队抗战精神是有的,我三天没有吃饭,一个人只发了一个压缩饼干,吃了没有水喝,没看到一颗米,只想如何让宜昌多保住几天,只想如何尽我们的责任。
       我跟营长(我营长是七期的,叫李三环)、团长(姓皮,叫皮谢游)们一起在宜昌三里坪集合。部队在那逐步收拢,刚刚打完仗,收拢时乱的很,我们营里面只有两个排长还在,其中,一个十六期的(姓罗,叫罗董钱)他是第七连的排长,后来营长带我们回原来的重庆,因为营长有个亲戚在妙河炮兵台当台长,他们的任务是封锁长江。我们在他那住了两天,整个一个团的人集合起来只有几个人,最后我们还是回了原来的驻扎地璧山。
       这一次作战伤亡最大,印象最深,刺刀见红,血流成河,有时候眼睛一闭想到这惨景,不是死一个两个,而是东倒一个,西歪一个,没死的还哼叫着,你不能动他,前面是日军进攻,你要打,他倒下去你去扶他,不可能,倒就倒了,要喝水你不能给水他喝,来不及,惨得很哪!有时候想起来心里不好受。 
       此战以后,我被送到重庆集训,然后调往军部,后又考入陆军大学,在第八期参谋班学习,毕业之后分到驻扎在云南宝山的第五军,部队是由缅甸撤回来的,是杜聿明所率的部队,机械化,全是新式的美制装备,所以在缅甸作战中日本兵打不过。
       当时在那有个口头禅,“英国人的屁股,印度人的手,中国人的尸首”。在滇缅作战中,英国人不经打,老往后退,只看得到英国人屁股;印度人瞎打枪,眼睛看不到人,只见得到印度人的手瞎扣枪;中国人宁死不屈,攻下阵地来看,到处都是尸首,日军见到了也害怕。
我在第五军也打了一仗,当时日军从越缅到云南想打国民党的背后。我们第五军当时就守在宝山,我们有美国飞机的支援,几次战斗日军都抵不过我们。他本来想从那边抄我们的后路,结果我们把他的路线给掐断了,在宝山把偷袭日军消灭以后,我们才打通了国际通道。
       汽车没有油不行,从印度到昆明,一两千里路程,沿途都有加油站,柴油源源不断流向战区,几十辆卡车拖着炮、军用物资到昆明了,装备到中国人的部队,几个军都是靠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到日本投降后,我就已经当上了校官团副,我们部队由昆明开到山东。当时蒋介石准备内战,这个文件我是知道的。我们一到南京,内战就发动了,我们部队开始在那打仗,就叫剿匪。我们部队虽然装备好,但思想有顾虑,打了八年仗,还自己打自己,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部队经浦口至南徐州一带时,我就不干了,于是就到南京找贾亦斌(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经他举荐我到了国防部里面当了个少校参谋,我就不直接参加内战了。
       1947年1948年间我在国防部,也准备撤到台湾去,但临撤之前,共产党员贾亦斌同志来了,我与他有点交情,他叫我不要到台湾去,我还参加了他们的地下组织。
       那时国民党正在成立一个预备干部总队,总队设在浙江嘉兴,把一些排连级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利用这些干部扩大几个军,这些预备干部,得要有人训练,于是我就当上了第三队的大队长。贾亦斌任总队长,蒋经国是总头头,总队以后就属预干局管。
       正当我们在准备协助解放军渡江的时刻,由于我们属于蒋经国的嫡系部队,我又是他的内部人员,这个(协助解放军渡江)消息有人透露了,出卖了,国民党把我们参加的人抓了起来,总队长贾亦斌先撤了职,撤了以后要法办,我们就危险了,于是我们就率先起义了,解放军淮海战役下来还没过长江,我们青年军干部几千人在嘉兴就起义了,真是轰动全国。
       起义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干部,我不想去,我就回武汉了,在黄陂当了一年校长后,我去农科院读了两年书,毕业后我就到国民农场工作了。由于我的专业是学棉花的,所以农场就把我分配在绿棉计划科,当三级科员,月工资56块,当时算是高薪啊。
       在农场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教他们,在那里做到镇反、肃反运动开始。由于我是国民党过来的,又是团级军官,所以就是反革命对象。农场给我开了两次小组批判会,第三次就判刑了,并被遣送到潜江劳动教养。后来我就提出申诉,说他们给我戴错了帽子,经高级人民法院派人去调查后,改判了以前的判处不当,应予以废除。于是把我送回原单位,但原单位不接收,说反革命分子一律不许回城市,还说,刑事处分跟你解决了,但行政处分没解除,你有历史问题要清理队伍。无奈之下,我还是回老家种了十二年的田。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才派了两部小车子把我全家从潜江接回武汉,我也回了原单位,在原单位干了两三年,我年满60岁的时候他们还不让我退休,要我多搞两年,因为我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后来给我办个离休。
       1961年我一回武汉就加入了民革,那时民革刚刚建立不像现在这个情况,武昌司门口一间房子两三个人那就是民革。那时候有好几个人都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校级军官多。我在武昌负责黄埔同学会。在武昌民革我也是支部委员,是第四支部的组委。
       解放初我原来的同学有三四十人,改革开放后,我跟台湾的黄埔同学会写信联系,让他们回大陆来,有几个晚辈每年都到我家里来,来了我就对他们宣传祖国统一,希望台湾的黄埔同学会给台湾民进党多做点促统工作。我年长、辈分高,有的同学去世了他们的子女也来,那时候我也在想,百年以后,我心里也平静的很。
       现在共产党领导国家统一好,不像国民党哪个时期,新疆是一个政策,山东、山西又是一个政策,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除了台湾没统一外),这个国家是安定的,人民是安居乐业的。
       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执政,其他党派参政。民主党派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共产党建设好国家。民主党派不能完全独立,要是民建起个山头,民盟起个山头,会把国家分裂搞乱的。我们国家不能有反对党啊,你像台湾起来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把一个台湾搞的太厉害了;像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几个党派你争我夺,制造内耗。我们这好,就一个执政党,各民主党派都站在公正立场,不争地位,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言献策。(作者为市民革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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