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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我的抗战岁月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5-08-13


                                                                追忆我的抗战岁月
                                                        □ 李颂卓口述,车璇整理

李颂卓(曾用名:狱生),男,汉族,1924年9月生,湖北汉川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步科毕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外语班第二期毕业,中央防空学习照测总队第八队防控技术专业毕业。1985年9月加入民革。
       194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8军119师355团排长。1944年赴印、缅远征,任国民青年军204师随军翻译员。1944年至1946年任国民党新一军38师附员(兼译员)。1946年至1948年任广州市政府税捐稽处税务员。1948年至1950年任广州汕尾盐运商行副经理。1950年至1957年于湖北省沙洋农场劳动改造。1957年至1958年回汉探亲。1958年至1961年于曙光水电安装合作社任电工。1961年至1981年武汉电力电容四厂任电工。粉碎四人帮后任厂办业校外语教员,后由于患病在家休养。1983年病愈后任湖北省汉川县三议中学外语教师。1984年任武汉市第四十五中学、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外语教师。1985年任武汉市民革业校武昌分校外语教师。

我叫李颂卓,1920年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一个书香之家,1940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甘肃兰州七分校步兵总队第十一中队学步兵科毕业。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那时我在武昌大江中学读书。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武汉举行了庆祝大游行,我看到游行队伍都在唱抗日军歌,国难当头、国破家亡,当时我就决定投笔从戎。随后我考取了防空学校当学兵,学习防空部队探照灯高射炮专业。高射炮白天、晚上都有打飞机的任务,我学的探照灯专业是晚上有任务,主要负责夜间防空,监测敌机入侵。那时日本人的飞机专找大都市、军事要地、铁道枢纽打,我们就跟着他们跑。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我们队的任务就是要保护他的安全,防备敌人空袭。完成这个任务以后,部队又开到贵阳,执行贵阳城市防空任务。日军的飞机常常是三四十架一起开过来,当时我们的空军力量基本丧失,优秀的飞行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我所在的探照灯照测组,其实就是给高射炮当“眼睛”。白天我们隐蔽在草堆里,夜晚敌机来袭时我们便开始工作。我们用专用的仪器探测敌机动向和方位,随即把信息传至高炮队,再通过探照灯的照射让其暴露在高射炮的火力之下,由高炮队负责击落敌机。我们使用的是英式探照灯,连同操纵仪等设备要占30多个平方,当探照灯运行时热量很大,靠太近会烫伤。但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打下二三架飞机,再累再苦心里也高兴。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部队继续西迁,经过成都、重庆,最后到达甘肃兰州,保卫兰州的安全。到了兰州以后,我们就住在皋兰山底下,配备了十组探照灯。这时日本人的飞机更加疯狂了,日以继夜地轰炸,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命中率不太高,一场战役下来,敌机能轰炸三十架、五十架甚至上百架,我们能打下来的仅仅只有一架、两架、三架,其他都跑了。但是有一点好处是,有了探照灯,日本军队的飞机就不敢低空投弹,只敢飞得很高,这样命中率就小很多,牺牲就少些了。
       一直到1940年秋天,那时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兰州招生,我报考了黄埔军校并被录取了。我当时已经当上二等兵并且升为班长了,我所在的三分队队长庞光忠不同意我走,于是我苦苦哀求说:“匹夫报国,我考了军校可能对抗日的贡献还要大些。”后来我打了报告呈给中队长,中队长管分队长,他同意了,我便顺利离开了防空部队,正式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一年后,也就是1941年,我来到七分校的校本部西安(兰州只有一个总队),在那里又学习了一年。当时我最感兴趣的科目是野外训练、野外演习,目的就是为了打仗、为了战胜敌人,学习怎么攻击,怎么配备兵力。当时我的帽子里面只有一个 “死” 字,为国牺牲,我时刻准备着,所以我在自己的帽子里写下了这个字,时刻提醒自己到了战场以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另外我最讨厌的科目,也是我的弱项——器械体操,上单杠、跳木马、上双杠。我的身体瘦小,我的同学都是五大三粗的,他们轻轻松松便跳起来,我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跳上去抓住铁杠。怎么办呢?笨鸟先飞,他们休息去了,我就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跑到操场去练,最后终于合格了。在学校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一般是大学的教授,军事课程的老师由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先期的学生担任,我最崇拜他们。在校期间我随大流加入了国民党,当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大都对加入国民党非常积极。经过入伍生阶段加上一年半的正规生阶段学习,两年后,我从黄埔军校毕业了。毕业典礼在河西大校场举行,当时七分校的校主任何忠参加了检阅。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学校开办外语班,有俄语、英语、日语、编语(编出语言),于是我又留下来学了一年英语。在校期间,我的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区队长都是清一色的黄埔毕业生:队长郭启义黄埔三期,中队长宋赵芳黄埔十二期,大队长张功黄埔八期,区队长张冯德现在还在台湾,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他叫钧遥间,湖北监利县人,学机械化的。我能够到外语班学习,后来能够当翻译,能够出国远征,多亏了他提拔和培养,这一段经历对我日后帮助很大。
       1943年我毕业离开学校,被分到青年远征军204师,师长叫秦一志,黄埔二期毕业,师部驻扎在四川万县(现万州)。报到以后,部队就开始号召出国远征了,师长秦一志找我谈话说:“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我对你特别关注,现在要考核你的带兵能力、吃苦能力和军事技术是不是合乎要求。”结果经过他多项考核并认真查阅了我的简历,终于批准了。1944年,我们一起出征的青年军一共四百多人,步行到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经过身体检查以后登上了飞往缅甸战场的飞机。经过一两个小时的颠簸终于抵达缅甸的北方重镇——密支那,一下飞机我便被编入了新一军38师113团,并担任二营机枪连中尉连长。此时滇缅作战已进入反攻阶段,我的主要任务是供应马匹,保证马匹将给养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方。
       中国军队第一次远征是在1942年3月,由罗卓英总司令带领第五军、第六军、六十六军开赴缅甸。日军方面则有五十师团、五十五师团、五十六师团、三十三师团、十八师团。那个时候盟军最高指挥官是美国人,叫史迪威,是美军派到中国战区的蒋介石的参谋长。远征军进入缅甸后,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盟军滇缅战区总指挥,但实际指挥官是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将军。远征军在第一次远征期间打了两次漂亮的战役,一个是1942年3月的同古战役。当时远征军初到缅甸战场,各方面都还不熟悉。那个时候日本气焰非常嚣张,东南亚各国几乎都被占领了,下一步的目标就是缅甸和印度。当时英军第一军第一师加入英缅联军,但是英军和缅军上了战场就没什么战斗力。我们中国军队是第六军,军长甘丽初,黄埔一期。这一役,我们虽然腹背受敌,死伤两千多人,但也消灭了敌人约五千人。第二个漂亮仗是我所在的新一军38师参加的仁安羌战役。仁安羌位于缅甸北部,是石油重镇。当时英国人退了不敢打了,蒋介石急得不得了,为了扭转战局,他亲自飞到达西指挥战斗,让新一军38师师长孙立人坚守,一定要守住曼德勒。当时仁安羌油田被日军五十四师团占领,英国军队的几个兵种在那被日本人围困,弹尽粮绝,请求中国支援。这一仗我们打得很漂亮,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和盟军并肩作战所得的荣誉,是盟军在第一次缅战中唯一的大胜仗,同时更是一个奇迹。因为新38师在劣势情况下,竟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七倍于我的敌人,救出七倍于我的英军,这十足表现出中国军人作战精神的英勇与顽强。后来由于战略撤退,第一次远征失败,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新38师向西撤往了印度,是第一次远征结束之后唯一一支保存建制的部队。中国驻印军在蓝姆伽换装了美式装备,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充足的粮食,军事训练十分扎实。经过一年的整训,于1943年下半年开始反攻。1945年,在缅甸的远征军、从印度回来的反攻军队跟滇西远征军会师后,我们节节胜利,日军节节败退。我虽没有获得直接参战的机会,但战争的残酷却耳濡目染。那里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我们一边要和敌人作战,一边要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战。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士兵的尸体如果在野外战场没有来得及处理,不到几个小时就只剩一堆白骨。那地方可以说是不毛之地,毒蛇毒虫太常见了。每天都有人倒下,好多人没死在战场上,却倒在了这蛮荒的原始森林里。
       后来,我随远征军凯旋归国。到云南彝良休息了一天,之后又飞到广西南宁。到南宁后当时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陈诚下达命令,我们新一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海南岛,因为日本军队的残余力量都在那里。就这样我们步行军又开始准备进入新的战斗。走到广西玉林时,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抗战终于胜利了!于是我们改道广州,在那里接受了日本人的投降。
       抗战胜利以后,我离开了部队,因为我觉得已经打退了日本人,已经完成了使命。我不想打内战,于是我转业了,进入了广东省训练团,学习了半年左右财务,然后被分配到广州市政府财务局当税务员,当文职干部。那个时候国民党行政人员分三级,我是最低级别的税务员。到了1948年我回家了,因为那时我还没结婚,就回老家结婚了。结果结完婚准备回广州时,由于内战的原因到广东的铁路中断了不能回去复职了,于是我就留在了武汉。处于失业状态的我学了电工开始转行建筑,在湖北省建筑机械厂做技术工人,负责室内的电线布置,一直到1981年退休。退休以后,由于我还懂点英语,那时候英语老师比较缺乏,汉口武胜路后面的一个中学正好要聘请英语老师,我就毛遂自荐去应聘,结果被录取了,后来还在位于武昌的十四中、位于汉阳的城市建筑学校教过英语,并受到了校领导、老师、学生们的欢迎。
       1986年,黄埔军校在湖北省成立同学会,并聘请工作人员,除了干部以外还要黄埔军校的校友来主持工作,很幸运我被选中了。就这样,我当上了黄埔同学会联络员,并荣获过“全国黄埔同学先进会员”称号。我们这批联络员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个十二期的学长,和二十期、二十二期的年轻同学。我的主要联络对象就包括了我在黄埔时的区队长张凤德,十六期,他这个人事业心很强,在黄埔当了区队长后又进了伞兵总队,到台湾以后离开部队改学画画,还当了美术老师,说起来很有意思。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肯定了国民党军队为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也是在那一年,湖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在洪山礼堂隆重举行,并为四十位抗战老兵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其中有八位是我们黄埔同学。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亲自为我戴花,还把勋章颁发给我,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国家终于承认我们是抗日军人了,那种心情无以言表。 
       1985年,我光荣加入民革,成为了一名民革党员。加入民革以后,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想为社会做点事情。香港、澳门回归前,我和汉阳区的黄埔同学涂良同志一起举办了两次书画展览,宣传黄埔精神,介绍香港、澳门的新面貌。 后来,我又专门订做了四个活动的简易报栏摆在我家门口,把当天的主要报纸、还有我们民革的《团结报》展示出来,让来往的街坊邻居可以免费阅读。这样,我的报栏里既有执政党的报纸,又有参政党的报纸,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管晴天雨天,这项事业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就这样坚持了下来,至今已有十几年时间了。90多岁的人还能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很欣慰,也很满足。          (作者为市民革机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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