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关于民革 图片新闻 民革新闻 参政议政 人物风采 支部生活 问题思考 对台工作 视频新闻 文件下载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人物风采 » 正文

为清王朝敲响丧钟的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5-04-30


                                                       为清王朝敲响丧钟的人
                                        ——纪念熊秉坤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 黄  铉

一百多年前,一声枪响,打破了武昌城夜空的沉寂,为最后一个腐朽黑暗的王朝敲响了丧钟,宣告了数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其功甚伟,将永远彪炳史册!
究竟谁开的第一枪?历来多有争议,有熊秉坤说,有金兆龙说,有程正瀛(又名程定国)说。其实谁开的第一枪,并非关键所在,而谁能决定起义、宣布起义,才是至关重要的。熊秉坤是湖北新军工程营的共进会总代表,按共进会的规定,“代表的权限很大,战时就是指挥官”,只有他才有权决定起义、宣布起义,起义首功唯他莫属。所以武汉大学吴剑杰教授认为,从宏观、广义上说,熊秉坤荣膺首义“一枪之功”是当之无愧的。
       起义前夕,相继发生了南湖炮队事变、汉口宝善里事件,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机关又被破坏,领导人纷纷逃逸,彭刘杨三烈士被害,风声鹤唳,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而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熊秉坤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揭竿而起。能作出这样的决定,需要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胆量!回想头年4月,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与黄申芗相约,趁长沙饥民抢米风潮之机在湘鄂两省同时起事,当一切准备工作皆就绪时,焦达峰却迟疑起来,中止了起义计划,故而错失良机,功亏一篑。所幸,“黄申芗、李抱良(李六如)等部勒有方,豪无显著迹象,与官厅以兴大狱之机会,故实力完全保存”(张难先语),不然将要铸成大错。这就是所谓“该出手时就出手”,切忌举棋不定。
       熊秉坤能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这要缘于他对客观形势的正确判断和他的见识。据熊秉坤自述:“辛亥6月中旬,于胭脂巷胡宅(系革命机关处)聚会,讨论进行方法。杨君玉如问坤曰:‘鄂中革党,军界有人,会党有人,此次起事,果以何界为利?’坤答:‘以军界为利。’又曰:‘何故?’曰:‘势力最大莫如军界。军界动,则无人反对。无人反对,则事易举。况军界之中,器械足用,军人亦奔走灵活,能耐劳苦,大事岂有不成者乎?若以学界、会党发难,一旦军界不应,或自作反对之行,则其势为瓦解必矣。’杨然之。”再如起义前形势危急,人心摇动之时,他深知气可鼓而不可泄,便“起而激之以大义,并诈称曰:‘吾辈名册已被索去,其反也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毙,何若反而死,犹得其所也。不闻近日安徽之徐锡麟、熊成基乎,虽死亦生……可知革命价值如何高尚,为革命以死者,何一不为上等人物?君等果能协力齐心,力图进取,事当有济。即使不能,尚有待后之铁血健儿鉴此危心,以相继成功而已,于民国前途获利匪浅,亦奚不乐一死,让诸贤之专美于其前哉。揆时度势,况必不致于死耶。’”凡此种种,不一一赘述。由此可见,熊秉坤不仅有胆量,而且很有见识,绝非一般有勇无谋的平庸之辈可比。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综观熊秉坤的一生,始终顺应时代潮流,追求光明,追求进步,锲而不舍,即使身处逆境,也毫不动摇。1913年,宋案发生后,因不满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与季雨霖、曾尚武等组织改进团,倒黎反袁。此时黎元洪已完全倒向袁世凯,不等他们有所行动,即先发制人,5月20日出动军警,大事逮捕。25日,悬赏缉拿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三人,并通电各省:“湖北军官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等煽惑军人,倡谋内乱。”接着组织军法会审,对季、曾、熊三人缺席审判。熊被迫逃到江西、上海等地。6月,根据黄兴实行“第二次革命”的指示,同季雨霖由沪返鄂,与梁钟汉、詹大悲、夏述唐、彭临九、黄申芗、温楚珩、蒋文汉、陈少武、蔡济民、吴醒汉、丁仁杰、刘英等会合,分藏于法租界德明饭店及日租界松乃家,设立机关,联系武汉旧有军队讨袁(据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癸丑讨袁一役》一文所述)。各项工作刚有头绪,却被黎元洪侦知,一面急电袁世凯派兵相助,一面下令分途捕人。熊远走日本。1914年,他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委以鄂中司令。同年秋,回鄂组织讨袁军。护法期间,他跟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 ,任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参军。北伐出师,他积极配合做策反工作。解放前夕,熊通电反对独裁,与李书城、张难先等在湖北开展和平运动,参与维持地方治安,迎接武汉解放。而有些人在武昌起义以后却没干过什么好事,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如金兆龙、程正瀛之流。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熊秉坤是辛亥革命的功臣,但他不以功臣自居。不像有些人,动辄攘臂言功,或居功自傲,骄横不可一世。他从小受过苦,种过田,放过牛,所以一直保持着平民的本色,生活俭朴,安于平淡。1931年,湖北省政府改组(此前他是省政府委员),离职调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直到1946年退役,未任过具体职务,“只是拿钱吃饭而已”。这期间,并未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他也淡泊自甘。只是有一年在重庆参加国庆招待会,来宾中有驻华使节,其中有位美国大使詹森忽然找熊干杯,自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他是美国驻汉领事,对熊的首先发难十分敬佩,“今日相见,甚感荣幸”云云。这样一来,才引起全场与会者刮目相看。
       一般出身行伍的人,往往不怎么与文字打交道,但熊秉坤却不然,他很留心搜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料,具体如布告、通报、命令、函件、电报等,并整理成文。其用心之良苦,令人敬佩,这也是他过人之处。经他整理成文的,有如下种种:《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阳夏战争日记》、《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阵亡各员事略》、《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各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等。这类文章,有的以亲身经历记述了武昌起义的全过程,如《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阳夏战争日记》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有的虽属拾遗补阙之作,亦不乏参考价值。
       熊秉坤生于1884年,和我祖父黄申芗同庚,他们都是日知会的早期会员。日知会破坏后,熊秉坤加入了群英会,且是其中的骨干,而黄申芗则相继与林兆栋组织过种族研究会,与胡子仪、郭抚宸组织过同盟公社,与贺公侠组织过自治团,与任重远、王子英组织过军队同盟会,与钟畸、杨王鹏组织过群治学社。组织名称虽不同,但其革命目的是一致的。正因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所以当湖北共进会一成立,熊秉坤、黄申芗都加入了共进会。武昌起义以后,熊秉坤与黄申芗、彭汉遗、黄元吉、梁维亚、李基鸿、高震中、蒋东佛等人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不知谁的提议,又结拜为异姓兄弟,表示“同生死、共进退”,一时传为佳话。“二次革命”失败,一些革命党人多聚集在东京,熊秉坤与黄申芗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或常在一起饮酒,或在孙中山先生处聚会密谈。《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一书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如1913年12月29日,“下午三时五十分,田桐、凌致和来访,一起交谈,晚七时十分离去;下午四时二十分,丁仁杰、萧萱、熊秉坤、黄申芗来访,一起交谈,六时四十五分离去;下午四时三十分,陈其美来访,一起交谈,六时五十分离去……”又如1914年2月28日,“下午四时二十七分,叶夏声来访,议事,晚八时十分离去;下午五时,黄申芗来访,议事,八时十分离去;下午六时,田桐、阮复、熊秉坤三人来访议事,八时四十五分离去。”在以后的岁月,熊并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在他写的一些文章里,往往要提到黄申芗。如《武昌起义谈》:“是时湖北革命团体之最伟大者,厥为共进会与文学社是也。其发生非一日,人物非一派,日知会、群治学社、群学社、自治团等,皆其母体也。如刘静庵、朱子龙、梁瀛洲、胡瑛、刘景华、常振楫,日知会之巨擘也;蒋翊武、王宪章、刘尧澂、蔡达夫,文学社之中坚也;刘公、孙武、居正、邓炳三、刘英、黄申芗、查竞生、蔡济民、杨玉如、高尚志等,共进会之翘楚也。”再如《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当张之洞总督两湖时,厉行新政,风气大开,有志之士,以科举即废,乃投笔从戎。科学补习所及日知会虽先后失败,而湖北军界秘密团体之组织,若雨后春笋之茁发。如黄申芗、贺公侠、蔡济民、高尚志、杨王鹏、胡冠六、胡祖舜、胡玉珍、董天人、谢超武、杜武库、马骥云、杜邦俊、邓玉麟、刘复基、蔡大辅、唐牺支、蒋伯夔等组织群治社会、种族研究会、文学研究社、自治团、军队同盟会、兰友社、益智社、智育社等。组织名目虽殊,潜谋革命则一。”又如《湖北革命之起源及其经过之情形》:“前清光绪戊申至庚戌间,前有黄申芗、林兆栋、曾省三、黄元吉、梁维亚、邓玉麟等组织群治学社,而蒋伯夔、刘复基、蔡大辅、唐牺支、李抱良、钟畸等均行加入,更设《商务报》为机关报,刘复基、查光佛、宛思演、詹大悲主其事,一方为文字之宣传,一面作军事促进也。至庚戌年间,湖南闹米案勃发,欲调湖北新军弹压,同志拟乘时举事,由刘复基、查光佛于四十一标发难。黄申芗以孙昌复潜运炸弹进城,事泄,张彪恐激大变,不欲深究,黄申芗走申,林兆栋、黄孝霖走川,《商务报》亦被封,用群治学社名目以进行革命之运动,至是乃一顿挫。辛亥春……在汉口长清里设一总机关,在武昌胭脂巷设一分机关,在黄土坡开一酒店。黄土坡位于武昌山前,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四十一各标,暨工程营、测绘学堂等军队,必经之小街,设店于此,系长事联络军人之意,主其事者为邓玉麟。至是,各营各自进行,然悉为沟通党务,甚形发达,遂成秘密公开之机关。湖北共进会仍遵同盟会革命方略,预推刘公为都督,刘英为副都督,宋镇华为第一镇统制,黄申芗为第二镇统制。”(引自台湾出版《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
       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结识了熊秉坤之子熊辉先生,他办事热心,待人热诚,又加上是世交,所以一见如故,此后便常有交往。特别是在1989年筹备成立武汉辛亥革命志士后裔联谊会这段时间,交往更是频繁。他对有关辛亥革命的人和事知之甚多,我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受益匪浅,也是从他那里更清楚地了解到熊秉坤老先生的革命事迹和高尚人品。
       值此熊秉坤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我不揣浅陋写了这篇文章,谨以此来缅怀和纪念这位革命老前辈,深深表达我的敬仰之情!(作者为市民革党员)

 
 
[ 武汉民革搜索 ]  [ 打印本文 ]  [ 关闭窗口 ]

 

 
推荐图文
点击排行
 
网站首页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网站地图 | 网站留言 | 鄂ICP备19014777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9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