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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诗人(下)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4-10-14


                                                                    父子诗人(下)

                                                                 □ 黄 铉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同意释放政治犯,黄简获释。虽然出狱了,但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特务们仍未放弃对他的跟踪、盯梢。父亲担心他的安全,要他投奔大哥黄元,他便去了江西彭泽。
      “七七事变”促进了全面抗战,也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包括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顽固力量的统一战线。这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殷切盼望国共两党真正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年秋,黄简在《贺新凉·新秋遣怀》一词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风急河山变,正冷冷、长空万里,孤云一片。三十六峰霜降色,忍对愁怀看遣?算只有社前秋燕,一样心情无人识,但萧然落叶闲庭院。何处去?空留恋。
回首故国几时见?怅神州、倭奴遍野,鏖兵苦战。痛哭长歌应自惜,十载穷途欲倦。更谁是雄才硕彦?誓扫敌仇同握手,饮头颅、共醉黄龙宴。望中久,月如练。

 这首词上片从气候的变化入手,暗寓时局的剧变。并以秋燕为喻,表现了沦陷区人民对故土的依恋。下片抒怀,表达了作者渴望收复失地、杀敌立功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民党当局挑动内战,消极抗日的不满。“十载穷途”,指国民党自1927年至1937年所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同时寄希望国民党当局,翻然改图,捐弃前嫌,与共产党再次携手,“饮头颅,共醉黄龙宴”。
       在彭泽,黄简结识了一位当地名叫周伯勋的共产党人,两人意气相投,很快成为莫逆之交。那时在彭泽一带,有一些从抗日前线溃逃到后方的散兵游勇,啸聚山林,沦落为寇,时常扰乱地方,地方政府为此十分头痛。周与他密商,由他出面去召募这些散兵游勇,表面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由当地政府发给粮饷,暗地里加以改造,秘密组建一支抗日游击队伍。黄简便与县政府和这支队伍接洽。当与双方商谈妥当后,将这支部队接到距县城数十公里的方家店(今属杨梓镇)驻扎,然后回县城复命。没想到这支队伍匪性不改,连夜抢了一些商铺和富户,逃走了。第二日,这些商家和富户便一纸诉状告到县里,县政府以“通匪”罪将黄简缉捕归案。黄简因涉世不深,缺乏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又一次遭受牢狱之灾。关押了十多天,大哥黄元置办了几桌酒席,邀请了当地一些有名望的绅士,如丁子振、谌叔平、欧阳宗怀等,请他们联名具保,不久得以宽释。此后就留在彭泽,协助大哥管理农场,有时干点农活,种种菜。
       1938年结婚,1940年喜得一子,他连忙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父亲,并附上《彭泽山居》一首:“莫笑辛勤枳棘栖,干戈犹幸有园畦。惭非国士躬屠狗,羡煞村翁自祝鸡。药到无灵从妇病,诗成得意任儿啼。迩来为读渊明记,踏遍云山第几溪?”那时黄申芗身边有一孙女,名竹诗,为长子黄元所生,正在念书,现在又添一孙,当然高兴:“故园消息多迟报,喜信邮传快及时。半月添孙先见字,三年别子稍来诗。岂能无爱丈夫老?未免有情儿女痴。窃幕古人闻易教,师兼父职莫须辞。”(《即前韵为七言答眉仲书》)黄申芗写信再三催促儿子回上海。
       1940年夏,黄简挈妻携子取道宁波回到上海,那时长江已封锁,无法通行。
       黄申芗为了一家的生计,曾在上海郊县办了一个蜂场,他要儿子带两个亲戚去养蜂。上海早已沦陷,能干什么呢?养蜂何尝不是一种自立之路。长江三角洲河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形成了著名的水网地区,这给养蜂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水路,可以容易找到花源,将蜂箱装上小船,由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十分便利。从此在这水乡泽国,处处可见到他来去匆匆的身影。他在《养蜂》一诗中写道:“未出人间世,能疏衣食谋。养蜂还自给,于物更何求?万绿丛中去,百花深处留。江南风韵地,从此任轻舟。”黄申芗对“百花深处留”一句十分赞赏,写了《寄简儿》一诗赠给他:

简儿养蜂江南,因地势平旷,河流如网,每以舟移场就花。尝有“百花深处留”之句,余颇爱赏,作此寄之。

水网江南地势平,一舟来去易纵横。
       野人生活随蜂惯,尽向百花深处行。

由于黄简经营管理有方,蜂场开办时只购进一百箱蜜蜂,后增至三百多箱,所得收入,除自给外,还可以贴补家用。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厄运接踵而至,父亲的去世,无疑是对他沉重的一击,精神几乎崩溃。父亲病重时,他日夜侍候在旁,克尽孝道,悉心照料,百般抚慰。这令黄申芗十分感动,在《病诗》中慨叹:“卧疾己如客,手足如四邻。俄而温抚之,弥感骨肉亲,愈觉骨肉情……”
       1942年春父亲去世后,朋友帮他在武汉找到了工作 ,他将妻儿安顿在大冶老家后,只身来到武汉,先后任湖北省立高中国文教员和汉口市立一女中英文、美术教员。
       回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黄申芗登上黄鹤楼,曾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了《登饮黄鹤楼》:“乡国楼台登望中,不胜言指弃前功。杳然琴鹤千载下,徒尔龟蛇两山雄。芳草自萋鹦鹉绿,夕阳故好胭脂红。浮杯欲驻华年乐,江汉北流还向东。”自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党人为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前赴后继作过不懈的努力,进行过一系列的斗争,但均告失败。对此,诗人感慨系之,深深惋惜。古琴台、黄鹤楼、龟山、蛇山、鹦鹉洲、胭脂山,均为武汉名胜,隔江两两相对,字里行间,深深流露了诗人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浮杯”,即泛舟。夏完淳《寒泛赋》:“江汉何深,亦浮杯而可渡。”“江汉北流”句,是说长江和汉水合流后向北流去,至天兴洲处便折向东边,这既是写实,也表达了诗人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三十年后的1943年又重演了这一幕,黄简也是满怀悲愤的心情登上黄鹤楼,所不同的是,此时武汉早已被外国侵略者占据,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而写了《乱里登黄鹤楼》:

荒藤碎瓦漫纠缠,千古存亡此变迁。
       不有龟蛇经浩劫,哪堪琴鹤话当年?
       容知三户犹为虏,更上一层欲问天。
       血染胭脂残夕照,江风却自扫腥膻。

黄鹤楼周围的景物已面目全非,美丽如画的江城只能残留在记忆里,自古素以反抗精神著称,富有革命传统的“三楚”人民却做了亡国奴,这令他痛心疾首,在诗中,他强烈谴责了日寇的侵略暴行。
       从前坐牢时染过肺病,受过严刑拷打,这时旧病复发,加上伤痛,体力渐感不支,他只好辞去工作,回乡养病。环境的恶劣,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疾病的折磨,这一切使他深感痛苦,前途的渺茫更使他感到不安。幸好有友人不时来看望他,慰问他,设法给他治病,内心的痛苦得以减轻,不安的心情复归平静。他对朋友的这番美意心怀感激,但无以为报,于是写了《男儿结客行,呈三益兄,兼呈邬振老》:

 君不见,男儿结客走幽燕,匹马纵横气无前。
        一饭不忘睚眦报,埋落风尘几十年。
        又不见,书生从来乖生理,无端钻破万重纸。
        穷章摘句凋朱颜,刻意呕心豁皓齿。
        怪余底事在泥涂,未解恩仇懒读书。
        即令当时游于艺,区区尽是雕虫事。
        奈何亦复误平生,坐对妻孥无一计。
        况当乱世抱沉疴,欲向空山施女萝。
        久绝弹冠贡公喜,深惭霖雨子桑歌。
        渺然置身生死外,既无所贵何所害。
        夜移药灶坐烧茶,晴借篷窗躬晒背。
        正愁朔气转重阴,浊酒新停只拥衾。
        堂前忽漫生光彩,不道良朋枉过临。
        振老神医空远近,胡君高义驱古今。
        一能医我离高枕,一能药我既灰心。
        一医一药我终起,回思惠爱亦何深!
        回思惠爱亦何深,得不令人感知音。
        感知音,发狂吟。发狂吟,激石金。
        君莫笑,徒有狂吟激金石,报君长愿勿相失!

振老,名邬振河(1898—1956),字潜修,大冶人。曾任区长、代理县长、小学校长等职。1938年,大冶沦陷后,积极参加抗日,奔走于鄂赣之间。后以教书、行医为业。
       1945年抗战胜利后,接武汉朋友来信,说是在汉口市政府替他谋得一差事,约他见见面。盛情难却,他于是前往武汉。其时他的肺病已近晚期,经常咯血,在去拜访朋友的路上,买了一打手绢,全部用完了。他将自己的病情如实相告,为自己有负朋友的盛情深致歉意。为表示感谢,将自己最好的一套西服送给这位朋友,朋友也回赠他一件战利品——日本指挥刀。这可能是日本人祖传下来的,做工精良,刀柄镂花,镶嵌有各种饰物,缀有双色编织的刀穗,刀出鞘,寒光闪闪,斫石头,也不卷刃。这把刀后来成了他的心爱之物,常常要拿出来抚弄一番。离开武汉前,他又登上黄鹤楼,写了《胜后登黄鹤楼感事》:

方传捷报又称兵,独抚残楼百虑生。
       万里长江犹血泪,三分雄镇尚榛荆。
       徒深痛定还思痛,莫认明时却未明。
       借问西来乘鹤者,区区民意孰关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至此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又公然挑动内战,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西来乘鹤者”,借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此时国民党政府已从重庆迁回南京。
       1946年夏,黄简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去世时还不满37岁。临终前写了一首《感遇》,可算是他的绝命之作:

沉疴厄运苦相持,身外唯余儿女痴。
       十载风尘双袖泪,半生勋业几篇诗。
       呕空热血心犹在,瘦尽羸躯骨自支。
       一艺不成偏负气,清宵回首最难时。

黄申芗父子的经历虽不一样,但他们命运却有相似之处,历尽坎坷,无不染上悲剧的色彩。这也难怪,他们都生活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多灾多难的年代,父子的命运怎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时无刻不关注着祖国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虽屡罹颠踬,而寸心不改。陆游诗云“身卑未敢忘忧国”,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深深根植于父子俩的心灵深处,是一脉相承。(完) 
                                                                              (作者为市民革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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