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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诚 铸 就 民 革 情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4-04-11
   赤 诚 铸 就 民 革 情

                                        ——记市民革原主委李家友
                                        □ 民 宣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革在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使老一辈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在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之际,我们荣幸地采访了市民革原主委李家友同志,掀开了他半个多世纪风雨历程中最清晰的一页。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李家友同志1920年11月出生于安徽合肥。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便接受民主革命思想,追求进步。1938年他满怀爱国激情来到汉口,在汉口新四军办事处求见父亲的好友、著名爱国将领、时任国际反侵略委员会中国分会主席陈铭枢先生,从此,李家友同志就与陈铭枢先生结下不解之缘,并在其影响和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腐败暴露无遗,使得有良知的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引导和支持下,爱国力量开始聚集,继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相继成立后,1943年陈铭枢、谭平山、朱蕴山、王昆仑等发起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李家友同志从这时起,就参加了民联的工作。
那时斗争形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除了作军事斗争外,那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隐蔽斗争,即,配合中共地下党开展政治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本质,策反国民党军政要员,组织护厂、护校迎接解放。当时斗争十分激烈,也十分危险,陈铭枢先生的名字也因此被列入了黑名单,民联中央建议他隐蔽活动。为了安全,陈铭枢先生很少外出,一切对外联系工作都由秘书李家友同志负责。
    令李家友同志记忆犹新的三件事是:一是由他协助陈铭枢、郭春涛等联络立法委员武和轩、范予遂等,策动立法院长童冠贤在立法院中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二是由他联络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三是由他协助湖南“民联”组织成功联络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起义。 
    最令李家友同志难忘的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当解放军的炮声在市区已清晰可闻,原市长陈良作为逃往台湾准备并采取金蝉脱壳之术举荐赵祖康为代理市长。为了使上海尽可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共力争赵祖康弃暗投明。为解除赵祖康的疑虑,使他下决心配合解放全上海,民联认为陈铭枢可以对赵有所影响,因而决定由李家友同志通过老同学陆小丹向赵祖康转达陈铭枢先生想与他见面的愿望,打开与赵祖康联系渠道。在解放军已经打到苏州河南岸时,李家友同志陪同陈铭枢冒着炮火前往约定地点与赵祖康面晤,由于陈铭枢先生和李家友同志坚定的态度和诚意,使赵祖康打消了疑虑,表示:现在有中共和陈铭枢同志的关照,我一定使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在那个年代陈铭枢、李家友和民革、民联的其他同志,运用自己的声望、乡情和师生、部属关系,配合中共地下党为迎接全国解放做了大量有影响、有实效的工作。
    1989年在北京举行的“陈铭枢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习仲勋紧握李家友同志的手说:“在他(陈铭枢先生)最困难的时候你帮了他很大的忙。”


                                他是民革武汉市委员会创始人之一

    武汉是1949年5月解放的。当时,武汉是中央直辖市,中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这里集中了许多起义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毛主席派陈铭枢同志到武汉,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后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陈铭枢改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这时民革中央也考虑建立武汉市委员会,由民革中央组织部部长朱蕴山出面找陈铭枢,请他牵头组建。李家友同志也因此被派到武汉协助工作,正式的职务是中南行政委员会秘书,派驻农林部工作。
    1950年,成立了民革武汉市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是陈铭枢、刘斐、晏勋甫、田竺僧、陈剑修、邓飞黄、萧作霖、贺贵严和李家友。筹建伊始,他们一方面要抓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提高觉悟,动员大家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另一方面要发展党员加强组织建设。
    筹备工作长达两年,直到1953年才正式成立了民革武汉市委员会。之所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武汉解放前的民革没有健全的组织,成份不纯,没有档案,有的同志受组织委派进行工作,但也有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在解放后知道民革是进步政党,千方百计想打民革的招牌,妄图掩护自己,筹委会面临着对“老党员”的审查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筹建之初,有的误认为建立民革组织就是要“招兵买马”,多一些好;有的认为参加民革是“国民党党员归队”,凡是原国民党的人都可以登记进民革;有的认为只要领导层内有人介绍就可以接收等错误认识。但从解放前地下斗争的经验看,民革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要在内部有一个进步力量的核心。于是对“招兵买马”、“国民党党员归队”的错误言论与立场进行了批判,作出对“老”的审查要严格,对“新”的考核要严谨,就这样李家友同志严格按照组织路线要服从政治路线的原则积极配合筹委会工作。几经努力,民革武汉市委员会于1953年11成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工作,可归纳为“参、代、监、改”四个字,这就是参加国家政权与国家建设;代表和表达所联系成员和群众的利益诉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同共产党互相监督;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和国家大政方针,进行思想改造。
那时所说的民主党派过“关”,受锻炼,经考验,可概括为:一是过两关,即土改过新民主主义的关;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的关。二是受锻炼,即受“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个运动的锻炼。民革老同志都参加了这些运动,李家友同志本人还是“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工作组的成员,并作为赴朝慰问团的团员,在贺龙团长的带领下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三是经考验,即经“反右扩大化”、“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考验。
    这三大考验对国家说是挫折,是损失,对民主党派而言,则是对信念的锤炼。值得欣慰的是民革和各兄弟党派一道,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历经风风雨雨,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信念,坚信共产党不但能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而且也能领导人民建设好新中国,我们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一日也不能动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党派终于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春天,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8字方针中,加上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2005年中共中央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等作了科学规范,尤其是对我国民主党派性质进行了更完善的表述。李家友同志深有感受地说,“这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结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各民主党派都要倍加珍惜、自觉维护,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

 
                                 表达所联系成员和群众的利益诉求

    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走了一段弯路,从反右扩大化到“文革”结束,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一道同患难、共命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是世纪伟人、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理政理念和拨乱反正工作,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李家友同志欣慰地告诉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那几年,民革党员中错划的右派被改正;民革党员中起义后被判过历史反革命罪的按既往不咎平反;还有不少同志恢复干部待遇;也有不少同志被安排到文史馆、参事室工作。在那时候,往往是落实一个人的政策,解脱了一家人,鼓舞了一大片,那是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事。”(想到这一点李家友同志感慨万端。)
    粉碎“四人帮”后,李家友同志被中共党组推荐到落实政策小组,当时,小组由市法院和市公安局各1名领导与李家友同志3人组成。落实政策是一项政策性强、工作标准高的繁杂、艰辛工作,多少还要冒一些政治风险,时常还要顶着诸如“立场那里去了?为坏分子讲话?”等来自各方面压力,但李家友同志一直认为:“我作为一名为党工作多年的干部,不能只为自己打算,坚信历史是公正的。”当时,李家友同志在不记个人得失的心态下,仗义执言地实事求是的不断向中共党组和政府表达所联系成员和群众的利益诉求,使一批批冤假错案得到昭雪,使一个个被错划和错判的老同志重新获得新生。就这样,用当年的话说,不知道被李家友同志“解放”了多少人。


                                 在参政议政中体现民主党派价值

     参政议政是每个民主党派经常要做,而又很难做好的大文章,这就需要民主党派领导人既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又要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做到立党为公,参政为民,实现参政参在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
    “天下民革是一家,牵线搭桥不分你我他”。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市民革接待了不少海外同胞,其中也不乏来汉投资的客商,但最终落户武汉的几率却不高。究其原因,投资者大都有很强的家乡观念,如果不是本乡本土的武汉人,谈得再多,也是只开花难结果。据了解,其他地方的民革组织也遇到类似情形。于是,李家友同志主张:在沿江城市的民革组织中建立起跨省市的横向联系网,一改过去各地民革组织仅仅只是帮忙买买车、船、机票等简单的迎来送往做法,而是通过横向联系网,使沿长江城市民革组织互通信息,并主动为对方牵线搭桥,让海外投资商们比较便捷地回到自己家乡,为家乡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由李家友同志提出的沿长江开放城市民革组织建立横向联系会议制度设想,这一倡议一经发出,很快得到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岳阳、重庆等城市的积极响应,并且武汉市民革还被推举为秘书长单位。
根据民革中央“在江言江”的指示精神,会议把为长江流域开发开放宏观服务作为重点,每年定一到二个课题同步调研,共同研究,提出建议。1995年,在李家友同志的主持下,由武汉市民革牵头与沿江17个城市民革组织,同步开展对沿长江城市江段水资源状况调查,会议所提出的建议被作为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民革中央提案原案,受到国家水利部、国家环保局的高度重视。


                                 对祖国和平统一,我是乐观的

    “两岸同胞同根同祖,手足情深。加强交流、增进了解、促进合作、谋求共赢,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殷切期盼和美好心愿。对祖国和平统一,我是乐观的。” “引进先引心”是李家友同志在做祖统工作时一惯坚持的理念。在李家友同志担任市民革主委时,市委会有850名党员,其中有海外关系的占70%。他们的海外亲友分布在16个国家和地区,且在台湾的占了一大半。李家友同志经常与有海外关系的民革党员座谈,鼓励大家向海外亲属多写信,介绍家庭生活,家乡建设,以增进乡情、友情和亲情,促进两岸的沟通与交流。李家友同志常对党员们讲:“我们眼光不要太浅,一开口就找人要钱,那会把人家吓跑的,要掌握心理,吸引人心。先要架起感情的桥梁,沟通心灵的渠道,才能引来“三资”之源,架起“三通”之桥。
    市民革老党员陈端本与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委员、《中华》杂志总编胡秋原同志是故交。1980年开始通信联系。1987年台湾对赴大陆探亲人员实行放宽政策后,胡秋原在一封信中表示愿意来大陆访问。李家友同志得此信息后,及时向各有关部门报告,最后由全国政协发出正式邀请,促成了胡秋原同志的大陆之行。胡同志在武汉见到了李家友同志,并表示了深深的谢意,胡秋原同志笑着对李家友同志说:“没想到陈铭枢同志的秘书这么年青。”直至胡秋原同志离世前他们还保持着书信交往。 

    胡秋原的大陆之行开启了台湾上层人士来大陆访问的先河,在海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对促进两岸更深层、更广泛的合作与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1980年以来,市民革邀请和接待的海外侨界及台湾重要人士回大陆访问的有美国旧金山祖国统一促进会会长翁绍裘,知名人士李庆中、汪祺桐,旅美同乡会会长汪忠长,著名作家胡秋原,以及萧政之、汪子清,台湾国民党政界高层人士李焕(原台湾“行政院”院长)、章孝严(原台湾“外交部”部长)、余传韬(原台湾“教育部”次长、台湾“中央大学”校长)、以及李庆华、李庆安(台湾“立法委员”)、许历农(台湾新同盟会会长)等。
    此外,市民革在李家友同志的带领下,充分发挥民革特色和优势,围绕祖统工作,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为推动海峡两岸合作交流营造良好氛围。如,1987年,在“七七”事变50周年之际,市民革与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录制的《佟麟阁将军》电视剧在武汉电视台播出,市民革编印的《热血报中华》一书流传台、港、澳及欧美等地颇受欢迎。又如,1994年,市民革为扩大海外影响,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出《关于打捞、修复和陈列中山舰的建议》。在民革中央的支持下,这一建议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并得到落实,使沉睡江底半个多世纪的一代名舰中山舰亮相江夏金口。还如,1997年,市民革在黄鹤楼举办了“海峡两岸名家书画作品邀请展”,184件来自台湾及大陆18个省市的名人字画给武汉市喜迎香港回归热潮锦上添花。
特别是1996年,李家友同志还亲随海外联谊会赴香港考察,拜访了九龙仓集团主席李维仁、新世界集团总裁郑家成及其他知名人士,为武汉市招商引资工作尽心了出力。
 由于在李家友同志的带领下市民革长期坚持“广交朋友、联络友谊、宣传政策、争取人心”的工作方针,市民革“三引进”工作也逐步取得了成效。1993年,市民革牵线引进三资金额合计1273万美元,540万人民币,引进弱智教育基金11万新台币。1993年5月,武汉市民革被评为海外统战工作先进集体。

                                “五一口号”指引民主党派走向光明

    “60载沧桑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在全国人民结束内战的企盼中,吹响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角,举起了民主的旗帜,指明了中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方式和途径。
     李老还依稀地记得在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的不几天(5月5日),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领袖就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事宜,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表示完全赞同。从此,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他说,实践证明,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使各民主党派有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找到了发挥作用、履行使命的最佳方式和途径。
    接着,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民革要像响应“五一口号”那样,认真领会中共十七大精神,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政治自觉、文化自觉;要像响应“五一口号”那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像响应“五一口号”那样,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要像响应“五一口号”那样,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用参与建国的精神和热情,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采访即将结束之时,这位饱经风霜的民革老人意味深长地说,“当年要是没有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保护,我们是很难度过那段困难时期的,在面对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急关头,都是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及时通知我们,帮助我们安全转移,他们的口袋里装着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各民主党派在组建初期,由于当时的人员成份复杂,认识不一,甚至彼此还抱有成见,是中国共产党以博大的胸怀,伸出巨人的臂膀真心诚意地出面做团结协调工作,并帮助、指导各民主党派完成了组建工作,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各民主党派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我个人也不例外。”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作为我们的结束语吧,一天,李家友同志上医院看病,一位医务人员谈起了西方的多党制,并劝李家友同志“保持民主党派人士的完整人格。”李老哈哈一笑说:“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与发展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民革优良传统的核心,就是民革的立党之本,就是民革的历史使命,也就是我的完整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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