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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曹珩魂归故里——跨越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10-28
 外公曹珩魂归故里——跨越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李大玖

2019年4月15日,外公曹珩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湖北武汉石门峰辛亥首义纪念园举行。从外公离开大陆赴台到今天魂归故土,整整70年过去了。我相信,为了与亲人团聚的这一天,外公整整等了70年,我外婆、我的父母和姨妈、舅舅等了一辈子,我们从出生等到今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虽然我们阴阳两隔,但是我们为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界限,超越台海障碍,一家人最终团圆而高兴。相信外公跟我们一样,他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我们的父母、舅舅和姨妈在天之灵也会感受到一家人骨肉团圆的温暖。

外婆

我们一家与外公的联系是海峡两岸关系的一个缩影。

小时候,我外公似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们全家没有人敢提起他的名字,连我外婆也从未提起过。因为那时候有直系亲属在台湾会受到普遍歧视,也会给我们全家带来厄运。 

图一:我们一家人。中间小女孩是我,前排左五是外婆何秀珍,前排右三是父亲李春初,前排右二是母亲曹璧,前排左三是小姨曹鉴。其他的人都是我的哥哥姐姐表哥。

外婆何秀珍是一个小脚女人,她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外婆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为我们忙个不停。印象中外婆经常是忙完中餐忙晚餐。她有一个大针线篓子,里边装着她永远也做不完的手工活——织毛衣,或者纳鞋底。我们小时候常常穿外婆手工做的,棉鞋外层还涂上一层桐油防水。到了晚上,她好不容易得闲,最大的享受就是弄点热水,用木头脚盆泡脚,我看见她一双小脚有很多裂口。

外婆跟外公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但外婆绝口不提外公,似乎她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

1967年,我们家对面的陈某某和居委会的何主任是保守派,人很刻薄,经常对我们家实行“专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武汉“7·20”事件中,造反派翻了身,对保守派展开追剿报复。中原机械厂的几个造反派打手把陈从她家里拉到楼下,对陈拳打脚踢,陈倒地不起,那些人还继续踢。陈的丈夫身材魁梧健壮,却只敢躲在他们家的窗子后边探头看着,始终一言不发。突然有人叫“还有何主任!”一窝蜂地跑去找何主任算账。陈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外婆示意她躲在了我们家门背后。外婆自己拿了个小板凳和菜篮做在门口摘菜。过了一会儿,那群人又回来了。他们一看地上的人不见了,大叫:“人呢?人哪去了?”外婆说没留心,会不会跑出去了。那群人就追出去了。

外婆小时候上过几天私塾,识字不多,但思想特别传统。她常说“借人一升,还人一斗”,她给我讲屈原的故事,每次一讲到屈原投江自尽,就忍不住流泪。我会几句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是外婆教的。

小时候外婆常常问我,“你长大赚钱养不养我?”我常常非常肯定地告诉她:“当然养!”我觉得奇怪,不知外婆为何老问我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我明白了,大约是她中年被丈夫抛弃,年纪越大心中的不安全感越重。

外婆几乎从不显露她的喜怒哀乐。舅舅因为受外公牵连,被打成极右,病死在劳改农场。外婆没有大悲大痛,她迈着三寸金莲,默默地走了一百多里山路,接回了舅舅的四个孤儿,将最小的孩子带回家自己抚养。

1978年外婆去世了,自1948年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外公,没有半点关于他的消息。哀莫大于心死,对于外婆而言,外公是个负心的男人。

父母

母亲曹璧是一个小学老师,70年代中期退休,过着普通退休老人的日子,几乎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连居民委员会的活动她也没有去过。

母亲是曹珩长女,江西的姨妈常常到我们家做客。就连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提起过外公。估计那个年代在台湾有直系亲属是莫大的罪过。

1979年元旦,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沿海岛屿,呼吁两岸通航、通邮、通商。大街上“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画也被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所取代。

1981年,我的父母突然忙碌起来。他们给外公写信,通过美国或香港寄往台湾,希望跟外公建立通讯联系。当时的广播电台、报纸都发表了我母亲写给外公的信。父亲李春初是黄埔七期毕业生,前国民党少将,1949年跟随程潜在长沙起义。他是武汉市首任黄埔同学会主席,武汉市江汉区政协主席。他亲笔写了很多信给外公,也写给他那些在台湾的前国民党部属,他的那些信件被送往福建前线,据说是用空飘、海漂等方式送往台湾。

因为外公的缘故,母亲变得越来越忙碌了。一些台湾香港和海外的故旧纷纷找到我的父母做各种联谊活动。前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副秘书长、海外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与父亲是好友,徐去世后,其子通过媒体看到了我母亲的消息,到大陆找到我母亲,希望母亲帮忙让徐复观骨灰回到故乡安葬。我母亲联络各级政府统战部门和台办,最后让徐复观安葬于浠水县老家,与闻一多,苏试等名人比邻而居。

来自台湾的信息

我后来才知道,我外公晚年在台湾是辛亥武昌首义的标志性人物。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恰逢我外公90大寿,蒋经国、“副总统”谢东闵、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及台湾各级政要纷纷为外公贺寿。[1]中国大陆通过媒体报道获悉这些信息,认为这是一个推动三通的好机会,因此通过各级统战部找到我的母亲、小姨和舅舅的孩子们,希望我们家能够为促进三通做出贡献。各级统战部门获悉外公思念在大陆的子女,四处寻找舅舅的下落,一直找到天门老家。

因为推进三通的需要,母亲成为武汉市江岸区政协委员,家门口常有小轿车进进出出,接她出席各种对台会议、参加辛亥首义纪念活动,媒体经常发表她在各种场合的讲话。

自那以后,我们家陆续收到了外公的一些消息。这些信息往往是只言片语,而且历经千山万水,绕道美国和香港。据后来往返台湾、金马、美国、香港的朋友说,外公经常感叹:"大陆不回,只有梦想,子女不见,只有痛苦,故土不归,死不暝目。" 图二

1981年,我小姨收到了外公给她的一张名片,上边有姨夫和小姨的名字,写着简短的问候。外公的名片上未写任何头衔,唯有“湖北天门人”几个字,可见故土在他心中的份量。这张名片经美国辗转送到姨妈手中,我们因而知道了外公在台湾的地址,随着名片带回的还有一个手写的复印便条,对带信人表示感谢。

此后不久,我母亲委托转信的人也带来回音:

"曹璧的信前一封已交曹老。通了两次电话,因耳聋需要转话,才知道老人甚感高兴快慰。曹老义子在电话中流露顾虑,他才升为少将军官。因为前次曹鉴妹的信被记过,很害怕,不敢写回信。曹老批评他的义子说:‘不能为升官,六亲不认,写一个字也好,后来答应写,不知能不能收到。’”

我母亲受到鼓舞,再次托人带信给外公。送出第三封信之后有了回音:

"曹璧的信已转到老人手,阅过很欣慰。老人年岁太大了无法写字,儿子(义子)不便代笔复信。"

我母亲始终未收到来自外公的回信。或许当年在台湾当局的压力下,他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又或许发出的信未能通过检查,此后外公音讯全无。1984年他在高雄去世,我母亲三年之后才知道消息。

当时统战部门通过台湾中央日报等媒体、台湾湖北同乡会、辛亥首义同志会等机构收集了一些外公的资料,陆续转交到我母亲手上。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外公的照片。这张照片摄于外公家中,他的身后是蒋介石亲笔手书的寿轴,上边写着“楚翘同志八旬大庆”。他身边是后来再娶的夫人。(见图三)

那扇缓缓打开的大门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人民到中国大陆观光及探亲,但依旧拒绝三通。当时台湾旅客需先飞往英属香港,然后再以其他交通方式或转机前往中国大陆。1988年,上海铜厂退休职工许松林成为了大陆持台湾“入出境管理局”发放的第一号“入台旅行证”赴台湾探亲者。此时我母亲已抱病在床,加上外公已经离开人世,台湾没有亲人了,她已经无心无力赴台处理外公去世后的遗留问题。

2003年,陈水扁政府开始允许台湾包机绕道香港飞大陆,2008年,在马英九政府进一步放宽限制,两岸直接通航成为常态。2016年,我从武汉天河机场起飞到台湾花莲机场,仅仅用了不到2小时。如果我母亲看到这一天不知会作何感想。小小台湾海峡,竟然造成两岸隔绝半个多世纪,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在有生之年未能相见,抱憾终身。

90年代台湾辛亥首义同志会李志新会长访问大陆,特意到我们家看望我母亲。他带来更多我外公的消息。

 图四,李志新给我母亲的一张照片:居台辛亥武昌首义元老。前排右起之三唯一着中山装者为曹珩先生,曹之右左为首义同志会理事长龚浩(原任)、徐效明(时任)。前排居中未戴花者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其右为原“安徽省主席”、陆军上将李品仙,原“中央副秘书长”、“国防部长”陈履安等。

 李志新说,1970年外公79岁,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住高雄西子湾时,听到有关人士介绍高雄有位隐士是辛亥首义元勋,蒋氏父子非常重视,指示下属安排接见。蒋氏父子接见外公时,蒋介石亲笔题写了一幅寿轴,为外公贺寿,并嘱咐现场的高雄国民党市委和市政府官员,一定要妥善安排好外公的生活,为外公购买住宅。在蒋氏父子直接关照下,外公出任高雄市政府参事。

李志新带来外公去世时的讣告让我们了解了更多外公的生平。曹珩,1892年出生,湖北天门人。13岁加入湖北新军,是发动辛亥武昌首义主要团体“文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外公是文学社41标营代表,首义当晚果断率部举事,攻占藩台府衙,占领钱库。首义后升为少将旅长,参加两次讨袁战争,此后参加抗日战争,他始终站在反对封建帝制的最前列,为实现民主共和理想,保家卫国,他不惜牺牲个人和家庭,半辈子戎马倥偬,东征西伐,最后抛妻别子远赴台湾,终老于高雄。[2]

李志新告诉我母亲,曹珩去世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拨专款隆重安葬,国民党高雄市委员会、辛亥首义同志会、湖北同乡会以及高雄市各界合组治丧委员会负责后事,予以国葬之礼,棺椁上覆盖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

寻找外公的足迹

2018年,我偶然在网络上看到,台湾高雄市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2003年起,为老兵寻找在大陆的亲友,将他们的骨灰带回大陆老家安葬。十几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大陆十几次,至今已经跑了20个大陆省份,帮助100多名台湾老兵找到了大陆亲人。

是时候完成外公生前的心愿了。如今海峡两岸民间交往已经完全放开,寻找外公在台湾的骨灰,带回大陆安葬,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我们了。外公的三女一子后代在美国有十几人,在大陆有数十人,大家都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如何安葬,安葬在哪里?这是个问题。我们手头上关于外公的资料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在大陆很难找到与外公有关的资料。大陆出版的各类辛亥首义研究资料大多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主,首义当晚情况大多以共进社为主,据说史学研究方面早就有人提出过异议。

于是我开始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寻找与外公有关的信息。

首先我与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取得了联系,理事长周永璋发邮件告诉我,我们是三代世交,他非常愿意为我提供帮助。我在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网站人物篇中看到了外公曹珩条目和照片。

图五: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网站人物志页面,外公名列第一排第三名。

该条目介绍了外公和蒋翊武一起创建文学社,“时任湖北新军41标一营后队五棚正目,文学社一营代表。首义当晚,令官兵左臂佩带一条五寸宽的白布,作为标志。并颁布口令’攻击’,这就是中华民国开国第一个口令,珩即率新兵一棚,随队官胡廷佐、排长黄继起攻克藩台衙署,看守藩库金银钞票。起义之举乃告成功,珩驻扎武昌黄鹤楼,戍守江防,特制红旗一面,并亲书“兴汉排满”四字,高举义旗飘扬楼头。阳夏保卫战中,曹珩一直担任鄂都督府督战官,带兵在前线作战。南北议和后,先生以革命的责任己尽,呈请回乡,但未获允准,乃继续为国家服务,讨袁、北伐、抗战参与了每一次战争。”

6_编辑

图六

后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大陆来台之各省市同乡会文献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创建的网上资料库人物·湖北籍将军类看到了关于外公的条目,该网站收录的《湖北文献》中有外公自己写的辛亥首义回忆录,还有一些文章多处提到外公在台湾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形。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何广曾任辛亥武昌首义纪念馆副馆长,他告诉我,1946年10月10日,当时尚健在的辛亥首义志士成立了辛亥首义同志会,以居正为理事长。编印有《中华民国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名录》,登记在册的会员有1644名。曹珩先生列名其间,其前后志士分别名为邓宣顺、杨魁元。此册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有收藏,藏品号为WJ211。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939-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五集),其中《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文学社》也提到外公。

图七1946年6月15日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筹备期间的会员名册,也是该名册的最原始版本

根据何广先生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台湾在国民党党部档案馆资料《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会员名册》(1946.10.10出版,馆藏号355/214)和《辛亥武昌首义在台理监事暨同志名册》(1965.1.15出版,馆藏号335/250)中,看到外公的名字,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在台湾辛亥首义同志会成立经过中看到,1946年最原始的、当时健在的参加过辛亥首义志士的名册中就有外公的名字,同时也弄清了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1946年在大陆成立和1965年在台湾成立的经过。

图八1965年在台复会⾸义元老会员之签名,外公名列第一排第五名

1946年抗战胜利后,首义志士相继回鄂,感于昔年袍泽多已壮烈殉国,其未死者,亦届垂暮之年,首义史籍,大半散失,若不及早搜寻整理,势必烟没,经李春萱、向海潜等人提议,创建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该提议得到首义志士、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省议会议长何成浚、省党部主委方觉慧及武汉行辕办公室主任尹呈辅等人大力支持,1946年6月15蒋介石致电表示支持,并拨1000万作为辛亥首义同志会基金。居正任首届理事长。

1958年,旅台辛亥首义志士李赐⽣之子李志新根据1946年版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名册寻找台湾参加过辛亥首义志士,并通过会员介绍、书刊记载、报纸等资料,历时五年,逐一查访,共找到参加过辛亥首义的志士35位,于是制作名册,呈请张知本、万耀煌、李基鸿、王世杰诸元老审阅认可,经过反复磋商,1965年4月30日在台北市召开正式筹备会议,命名为中华民国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推定张知本、万耀煌等先生为筹备委员,并选举张知本、万耀煌两先生分任正、副主任委员,万克哉先生为总干事。[3]

魂归故里

    我们从80年代辗转从台湾得到的资料中看到,外公的骨灰暂栖台湾栖霞精舍。台湾骨灰迁葬大陆有一系列繁杂手续,只有亡故者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直系亲属才有资格领取骨灰,要出具亲属关系公证书,需要有死者的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火化证明,领取骨灰者与死者的关系公证等等,所有资料都需经过大陆海协会向台湾海基会提交认证才能够放行。这些规定看似合理简单,实则有意想不到的困难。

外公是经历过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跨越两个世纪的人,他从来就没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证明,更没有能够证明我们之间血缘和亲属关系、大陆台湾都承认的档案资料;

外公到台湾之后与我们音讯全无,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去世时的情况,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他的死亡证明;

出生公证是新事物,估计外公出生时根本就不存在这档子事儿。

海峡两岸同文同种不同制,许多规定貌似简单实则根本无从着手。

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许多人和机构的积极协助:

武汉市民革党员赵江森、辛亥革命研究会副会长沈梅娣为外公骨灰安葬武汉石门峰辛亥首义纪念园提供了积极协助;

台湾高雄市苓雅户政事务所郑女士坚持原则,同时又耐心细致的提供服务,为提供外公死亡证明、骨灰证明等手续提供多方面帮助,并协助我们联系台湾海基会;

今天,外公终于在武汉石门峰辛亥首义纪念园安息,相信他定会含笑于九泉。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海峡两岸之间的铁幕已经被撕开,三通早已实现,不仅活着的亲友能够经常团聚,无数日夜思念故乡,那些因为无法回到大陆而抱憾终身的旅台老人,也能够回到大陆老家入土为安。

写于2019年清明节

作者简介:李大玖,美籍华裔,曾任美国《侨报》副总编、新华社记者,现为新华网北美公司总经理助理

 

注释:

[1] 牧男:曹老先生的壽辰,湖北文獻 第六十期70.07.10

[2] 台湾高雄曹珩治丧委员会讣告

[3]向榕铮: 顾与前瞻──中华⺠国辛亥武昌⾸义同志会简介, 台湾辛亥首义同志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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