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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先驱向海潜其人其事(上)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4-28
辛亥革命先驱向海潜其人其事(上)
 
 黄  铉
 
       向海潜(1888-1974),字松坡,湖北大冶人。少家贫,15岁即投入湖北新军三十二标当兵,后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他为人豪爽仗义,敢作敢为,武昌起义前广泛结纳反清志士,素与会党接近。
       1907年1月,日知会遭受破坏,革命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是火上浇油,由原日知会会员组织的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黄申芗、覃炳钧(覃秉钧)、戴鸿炳、林兆栋的种族研究会,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王宪章的将校研究团,熊子贞(熊十力)、何季逵的黄冈讲习所,贺公侠、黄元吉、曾省三、江炳灵、梁维亚、汤寿煊(又名行健,字舜卿)的文学研究社,杜邦俊、杨永康、杨秉之的义谱社,吴贡三、李亚东、梁钟汉的铁血军,高尚志、陈孝芬、曾尚武的德育会,向海潜、李绍白的群英会。一共成立了20多个这样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多半建立在军营里,以陆军学堂的学兵和新军中的士兵为主要发展对象。群英会对外称一百零八人,取水浒梁山泊聚义一百零八将之意,实际人数远不止此数。其主要成员有李绍白、刘国祥、吕中秋、熊炳坤(熊秉坤)、秦培鑫、吕尹雄、熊开鉴、姚鸿圣、石玉山、杨庆山、胡开进、罗仁香、丁洪本等。向海潜既以军队组织部勒会党,又以会党方式团结军队。他在党人中拥有一种潜在的势力,因为以他为首的群英会,包含有不同组织的革命同志、会党分子和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刘复基十分赞同并支持他组织群英会这一行动,认为运用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大量结纳会党成员,而会党素有反清传统,对革命非常有利。事实证明,群英会成员后来无论是在武昌起义还是在阳夏战争中,都表现十分出色,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不可等闲视之。
       向海潜与黄申芗关系密切,因为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又同一军籍,同是陆军学堂的学兵,加上意气相投,两人情同手足。向海潜虽然十分自负,但对黄很敬重,无不言听计从。1909年春,孙武从日本归来,邀约黄申芗在汉口华景街一家酒楼见面,极力动员黄申芗加入共进会。黄申芗当时正苦于和在海外的革命党人不通声气,欣然同意。归来后,便找到他所联络的各团体负责人,商量归并,加入共进会,向海潜率先响应。由于各团体的加入,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共进会成立东京之初,只是一个空架子,从这以后,才有了群众基础,有了实力。也就是从这以后,共进会组织才第一次进入湖北新军的兵营。
       1910年春,长沙发生了数千饥民的闹米风潮,黄申芗应湖南焦达峰之约,打算趁机在湘鄂两省同时起事。后因湘乱已平,焦达峰中止了起义计划,黄申芗得信后也按兵不动。不料起义计划被清廷侦知,黄申芗遭通缉,被迫逃到上海避难。黄离开武汉以后,向海潜即自行其是。
       武昌起义前,向海潜负责与炮队联络。起义后,他率领民军攻打汉口,火烧华景街,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湖北都督府成立,他任参谋。有的文章说,他曾任过武昌卫戍司令。当时是否设立过这一职务,无法考证。此时,他对会党的联络仍不放松。阳夏战争吃紧时,他曾以参谋名义赴湖南,联络会党援鄂。南北议和期间,孙武成立民社,创办《民声报》,公开与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对抗。向对孙武的骄横跋扈、党同伐异本来就不满,现在孙竟改变革命立场,投向袁世凯,这令向海潜更加痛恨。1912年2月17日的倒孙事件,他本人和他的群英会起了主导作用,并由他开第一枪,群英会的标志成为事变中的通行证。群英会事变以后,黄申芗去日本留学,他也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1913年3月25日,宋教仁被刺,引发了二次革命。7月22日,孙中山在沪发表讨袁通电。8月8日任命向海潜为江苏讨袁军副参谋长(临时总司令为何海鸣、参谋长为王宪章),率领一支部队镇守江阴。袁世凯对向十分忌恨,曾赏银10万元捉拿他。袁军猛攻江阴城,讨袁军处于敌众我寡之劣势,军事失利,人员伤亡惨重。部下建议他弃城救人,保存实力,向海潜说:“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即使我被打得只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弃城逃走!”孙中山闻讯后,急忙电令向海潜撤退,并对在场人员说:“我宁失江阴一城,绝不可失向海潜一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 ,不久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他曾和黄申芗一起拜见过孙中山。如《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晚七时四十分(1913年12月1日),黄申芗、向海潜、郑林双、丁仁杰、何仲良一起来访,议事,九时三十分离去。下午四时四十分,陈其美来访,五时十分戴天仇(戴季陶)来访,一起议事……”孙中山虽比向海潜年长许多,却按洪门规矩称向海潜为向大哥,因为孙中山早年曾参加过海外洪门组织致公堂。
       1915年回国后,向海潜继续参加了一系列反对袁世凯和反对段芝贵、王占元对湖北人员残酷统治的斗争。由于向海潜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在反对段、王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据辛亥革命老人卢智泉回忆:“……同志们举熊先生(熊晋槐)为讨袁军总司令,以谋继起。同志们身上都带有三角形的药水刀子,对反动派的走狗,哪里遇到就在哪里跟他们干。革命同志把反动派的走狗往租界上拉,他们把革命同志往华界拖。就这样,侦缉老爷们被党人弄死了不少:熊先生家里就弄死了三个;卢志泉勒死了陈捷三;向海潜、马骥云、吕丹书等杀死了走狗几十个。工程营发难有功的程正瀛,堕落成为王占元的特务,也就是在这个斗争中被党人拉到租界,装入麻布袋沉之长江的。经过党人这种坚决的斗争,王占元的稽查长周三毛甘愿两不相犯。至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释放政治犯,反袁斗争始告一段落。”
        1917年,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他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军事进攻。孙中山任命向海潜为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以后又任命向海潜为大元帅府援鄂第二混成旅旅长、湘鄂联军总指挥、湘军援鄂鄂省自治军左翼总指挥等职。
        1923年,向海潜来到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取名五圣山,一是为了纪念洪门的前五祖、中五祖和后五祖;二是开山结义的有五兄弟、五堂口:向海潜——智松堂堂主、朱卓文——仁文堂堂主、梅光培——义衡堂堂主、明德——礼德堂堂主、张子廉——信廉堂堂主。五圣山各堂的弟兄公推向海潜为总山主。时向海潜住在方浜路祥茂里,计划以上海为基地,全力反对北洋军阀,为洪门的发展打开新局面。然而,近代以来,上海素为青帮之大本营,尤其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大亨的势力,上自军政宪警,下至贩夫苦力,盘根错节,不可动摇。五圣山成立后,青帮即对其排挤、封杀。于是,向海潜只能在上海佛教寺院的住持、当家和尚中发展成员,而无法深入金融、企业和军警界。而且,五圣山的几个堂主也信仰各异,志趣不一,如仁文堂堂主朱卓文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结为莫逆,对实际主持广东国民政府工作的廖仲恺极为仇视。经过向海潜多年的努力,五圣山还是打开了局面。四一二政变以后,向海潜与吴铁城、商震、钱大钧、杨虎、谭延闿、李济深等建立了友谊,吴铁城为五圣山提供经济援助,而向尤与主张反蒋的李济深最为投机,李济深不但加入了洪门,而且出任五圣山的会办,地位仅次于向海潜。至三十年代,五圣山彻底走出了初创时的那种窘境,其势力范围已扩大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从李西屏1934年致胡汉民的信函和电报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李西屏1934年1月致胡汉民的信中说:“至于洪门推行正猛,新近又加入向海潜、蓝绍亭。两同志在洪门极有力量,尤有深长之革命历史。蓝君,即蓝天蔚之叔,辛亥贵州起义曾任民政长。向君在湖北历来革命,累踬累起,愈失败愈坚忍。鄂西一带据有伟大潜势力,亦将来吾党之基础部队也,故翊东(李西屏,名翊东,以字行)特别注意。”1934年2月致胡汉民的电报中又说:“向海潜同志在鄂西确有潜势力,拟恳给予鄂西宣抚使名义,以便前往收集。”
       1936年,四十多个洪门团体为克服各山头互不联系、在社会上影响不大的弱点,于是打算在上海筹建洪门联合团体。经过酝酿,于上海大境路关帝庙召开洪兴协会成立大会。洪兴协会取义“同心协力,复兴洪门”之意。在当时的上海洪门中,向海潜的势力最大,而汪禹丞的名望最高,因此会议推举向、汪两人为洪兴协会董事长。洪兴协会成立后,事务所就设在浦东大楼五圣山的会所里。向、汪每月召开理、监事会议,各山头的龙头大爷们彼此交流情况,联络感情,消除隔阂。过去,上海洪门内部经常为争地盘、挖墙脚而互相打斗,但自从洪兴协会成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洪兴协会成立之际,抗日救亡运动正蓬勃发展,向海潜在理事会上要求具有爱国传统的洪门成员投身抗日斗争。他派代表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等企业,向下层洪帮工人弟兄讲演洪门反清故事,号召大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召集申新第五、第六、第七纱厂和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工厂企业的工人在大中华酒楼聚餐,告诫大家不仅要抱洪门的义气,还要抱中国人的义气,团结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向海潜更加积极投身于抗日洪流。1937年7月21日,他致电北平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全体将士:“……二十九军的抗战为民族争光,海潜韬晦沪上,愿本孙中山反清精神,率洪门健儿,与敌寇周旋,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为能率洪门为保家卫国出力,向海潜又于次日致电蒋介石说:“我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残暴日军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向海潜还与青帮首领捐弃前嫌,共同发表申明:“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由于蒋介石轻视,甚至歧视民众的抗日,因此向海潜的愿望没法实现。但是,向海潜仍积极参加上海的抗日活动,他是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席团成员。上海沦陷后,他与五圣山各堂主相约,无论在何地,继续参加抗日。信廉堂堂主张子廉到香港后,召集在港洪门弟兄,成立中华民国香港联合保安队,与港英政府合作,抗击日军对华南的进攻。义衡堂堂主梅光培在香港警察、海员和渔民中广收门徒,并创建义勇军参加抗日。礼德堂堂主明德于1938年在河南许昌组织抗日游击队,并请洪帮首领杨庆山为顾问,声势浩大,使日军闻之胆寒。五圣山会办李济深也发动本山弟兄护送大批难民从广东向内地撤退,曾将二百妇女、儿童一直护送到广西桂林。日军占领上海后,向海潜离沪先到武汉活动,后进入万县,最后到重庆。在四川袍哥范绍增(八十八军军长)等人的帮助下,五圣山在四川扩展开来。首先,向海潜将礼字袍哥副总社长廖开孝,仁字袍哥、军统骨干罗国熙,原二十军中将副军长夏炯转入五圣山,然后通过这些洪帮首领将重庆的仁、义、礼各堂袍哥全部转入五圣山。这样,五圣山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洪门山头。向海潜在重庆也十分活跃,常到洪门弟兄集中的党政机关和企业访谈,鼓励弟兄们全力抗日。他还派人到湖北组织抗日游击队,以便深入敌后打击日军。(待续)
(作者为市民革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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