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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申芗与几位传奇人物(下)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6-10-31


                                                          黄申芗与几位传奇人物(下)

                                                                    □  黄 铉

抗日名将李杜
       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最早举起抗日旗帜的武装力量,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一支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然而说到抗日联军的总司令,既不是杨靖宇,也不是赵尚志、周保中,而是李杜。1936年2月,留在东北的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发起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唯总司令一职虚位以待,留给了李杜。后经国民党当局批准,李杜欣然受命,在上海着手筹备成立东北抗联总指挥部。
       李杜原名荫培,字植初,1880年8月4日生于辽宁省义县。1908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后在清军和奉军中任职,从排、连逐级晋升为师长。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军易帜后,将军队整编为步兵25个旅,李杜任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并出任依兰镇守使。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地军民不接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纷纷组织自卫军、义勇军,奋起抗日,重创日本关东军。这些自卫军、义勇军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将领。如马占山、李杜等,他们的英勇抗日行为,受到各地新闻媒体的热烈赞扬,被全国人民视为民族英雄。首先是义勇军领袖马占山,在齐齐哈尔江桥战役中,抗击日寇三天三夜,斃伤日寇六百余名。接着李杜又打响了哈尔滨保卫战。1932年1月,吉林省伪省长熙洽在日军的指使下,以于琛澄为“剿匪”军司令,率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以及马赐麟、刘宝麟两个混成旅,向哈尔滨逼近,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亲自到哈尔滨主持特务机关工作,企图内应外合,占领哈尔滨。就在形势危急之时,李杜毅然率领主力西进,于1月26日抵哈尔滨。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一旅旅长冯占海也率部向哈尔滨市挺进,与李杜相配合。27日清晨,冯占海部与于琛澄伪军在子弹库附近交火,李杜也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夹击伪军。在两军的猛烈攻击下,伪军渐渐不支,纷纷溃败。当天下午,伪军又卷土重来,进行反扑,李杜、冯占海两部遂将敌军包围,并击落敌机一架。傍晚,敌军全部溃退,抗日军队乘胜追击。28日,双方又发生对峙,抗日军队首先发起冲锋,冯部宫长海率骑兵绕至敌人背后突然袭击,伪军见大势已去,仓惶向南逃遁。
       李杜、冯占海率部队进驻哈尔滨,结束了哈尔滨市的混乱局面。为了联络吉林各部团结抗日,李杜会同丁超、王之佑,约见马占山,共商抗日大计。1932年1月31日,丁超、李杜等召集所有抗日的军政要员在哈尔滨开会,决定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日军队,公推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同时,由李杜、丁超等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号召军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成立后,形势更加严峻。日军已占领了辽宁、吉林大部分地区,并分兵侵入辽西,占领锦州,逼近山海关,气焰十分嚣张。接着,进犯哈尔滨。由于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失利,李杜率部退守依兰。
东北抗日军队孤悬敌后,浴血奋战,尽管多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外无援军,内无补给”,各路自卫军、义勇军纷纷溃败和瓦解。1932年秋,日军集中兵力解决了马占山、苏炳文等部以后,接着对李杜、王德林部实行围剿。李杜只好转向密山,决计撤入苏联境内。1933年1月9日,李杜率残部二千余人由虎林渡江进入苏联。
       1933年6月4日,李杜从苏联绕道欧洲回到上海,受到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为了把东北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他不顾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反对,毅然去庐山面见蒋介石,请求拨款援助留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义勇军队伍,并扩大东北抗日游击队,安抚慰劳撤至关内的义勇军将士及其家属。可是,蒋介石根本不存抗日之念。李杜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此,李杜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不满。
       1934年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发表。纲领原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月初,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成立,宋庆龄任主席,黄申芗任民众武装部长,李定南任组织部长,林里夫任宣传部长,李国章任军事部长,陈璧如任总务部长,章乃器任经济部长。后来黄申芗改任交际部长,由李杜任武装部长。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李杜与黄申芗相结识,往来频繁。1935年,黄申芗还通过李杜、王德林的关系,与周保中部派出的代表张建东取得了联系,帮助周向各方面号召,筹集饷款。就在这时,李杜由黄申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王学文在写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信中,就谈到李杜入党的情况。当年,任辽宁监察厅副厅长的项与年路过上海,要求与上海市委统战部刘述周部长见一见,面谈相关黄申芗的情况,并顺便带来中宣部王学文的信件。信是这样写的:“黄申芗系共产党员,参加过武汉起义,认识李六如同志。1935年上海特科遭受大破坏,当时负责人邱吉甫被捕。我由香港到上海,与特科接上关系后,即和他们一起维持上海特科被破坏后的局面。当时也和申芗同志发生了一个时期(自1935年末到1936年初)的横的关系。他当时有许多关系(在上海和南京等方面),因非上下级关系,我不便问,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也知道一些:如通过黄找到潘震亚(当时的红色律师),和黄一起主持介绍李杜入党的仪式……总之,在我和他接触时,感到这个老同志对党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对待同志是热情的。在冯雪峰到上海和特科接上头后,他的关系,我就交出去了。”信中明白无误地提到李杜入党的事,但由谁和黄申芗一起介绍李杜入党,交代不够清楚。如果从上下句行文关系来看,应是潘震亚。潘震亚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后来长期从事法学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曾多次以律师身分为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并参与营救工作,所以被称为“红色律师”、“赤色律师”。潘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和组织失去联系,又于1962年重新入党。建国后曾任中央监察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王学文这封信,应该还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或上海静安区民政局优抚科黄申芗烈士的档案里。
然而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李杜是由冯雪峰和董健吾于1945年介绍入党的。当然,在那种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背景下,党员和组织失掉联系后,重新入党的事也是常有的,但冯雪峰在1968年3月2日的回忆(《百年潮》2010第二期)却否定了这一说法。冯雪峰是1936年4月中旬离开延安,于4月25日到达上海,不久就与李杜见了面。下面是冯雪峰的回忆:“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我同他谈话大概有二、三次,地点就在四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关系)的楼上。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我当时派了杨承芳(我到上海后已有联系的一个同志,原来总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党员),带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有联系的关系,因为杨承芳认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的人。我记得李杜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19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按:毛岸英、毛岸青)也确实是我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找到关系同莫斯科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是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象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既然此后再没有联系,何来1945年介绍李杜入党的事呢?至于董健吾1945年是否到过重庆(当时李杜一直住在重庆),是否介绍李杜入党,无法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李杜此次去法国,是想以出洋考察为名,后转道苏联,再潜回东北,然而却未获得苏联的护照,回东北抗日的愿望落空。在巴黎滞留了一段时间后,怅然回到上海。
       1938年,上海沦陷,李杜迁居重庆,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和发动民众的工作。令人气愤的是,李杜的抗日活动为蒋介石所不容,虽然于1941年授予他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的头衔,但不久却查封了他设在重庆的抗联总指挥部,并派特务监视他的活动。李杜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授予马占山东北军政副长官称号及上将衔,赴东北接收,而对李杜,不但不给予任何职务,而且限制他的行动。所以李杜再也未回到东北,一直蛰居于重庆。
       建国后,李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重庆市第一届政协常务委员。1956,李杜病逝于重庆私邸,享年76岁。一位传奇的爱国将领从此长眠在巴渝大地上。
       巾帼英雄胡济邦
       胡济邦,浙江永康人。1927年,16岁的胡济邦考入杭州法政学校。那一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奋起反抗,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暴动,此时的胡济邦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
       第二年夏天,胡济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加入反帝大同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12月,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抵达南京。17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学生共3万余人,从中央大学出发,举行声势浩大的总示威。胡济邦作为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十三名委员之一,参与了示威游行。
       1932年夏,胡济邦因参与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便奋然北上,到北大旁听,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
       1933年春,胡济邦与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王枫等组织南京读书会,以读书为掩护,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她经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的四哥胡济时的介绍,以家庭教师的身份进入俞大维的公馆,教授俞家公子的英语。俞大维是兵工署署长,经常参加蒋介石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的王昆仑指示她,对俞大维的起居行止要多加关注,借机获得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机密。这位年轻貌美、落落大方的家庭教师,很得俞家人喜欢,而俞大维对她也并不防范,言谈比较随便,视同家人一样。一次,刚从庐山一路风尘回到南京家中的俞大维,不无得意地对胡济邦说:“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我看朱毛红军的日子恐怕不长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济邦细细一想,认定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军事部署,不然无法向各部队提供武器弹药。胡济邦不动声色,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然后将情报送到南京正元实业社(党中央特别科),后转到李克农手里。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蒋介石大惊失色,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是如何弄到这些绝密材料的。
       1933年夏,经二哥胡济川和恩师何浩若的举荐,以及俞大维和胡济时的从旁相助,胡济邦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任科员。
       1934年春,胡济邦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卢涛(又名卢志英,革命烈士,1948年12月被活埋于南京雨花台)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王昆仑找到她,请她办几张前往苏联的护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请去苏联的护照,无疑是自投罗网。因此有些共产党人想到从满洲里或新疆偷越国境,那也十分危险。要是能拿到真正的护照,盖上外交部的大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国绕道去苏联了。王昆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已经打入护照科的胡济邦。当王昆仑遮遮掩掩地说明来意,胡济邦莞尔一笑,打趣道:“堂堂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需要几本护照还不容易!需要几本?尽管吩咐。我明天就给你送上。”王昆仑如释重负,没想到如此轻而易举能拿到护照。16本护照到手,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更具风险的是要把护照从南京安全送到上海,交到有关人员手中。而从内线传来的消息:王昆仑已被戴笠列入黑名单,具体的监视任务由沈醉负责。但王、胡二人十分机警,避开特务的监视赶到接头地点,将护照交给组织。此事给当年的党中央军委书记、总管特科的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当面夸奖胡济邦、王昆仑:“多亏你们弄到了出国护照,保证了一大批赴苏同志的安全。”
       1935年夏,卢涛被捕,胡济邦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她很焦急。同年8月,宁、沪两地的地下党员,决定在无锡太湖边王昆仑父亲的别墅万方楼以品尝无锡水蜜桃为名,举行会议。万方楼会议,是应中共上海文委曹亮的建议,由上海文委、文总和南京读书会共同召开的。主要是交流上海、南京两地抗日救国活动情况,商讨今后的工作方针、步骤和方法。出席会议的有沪、宁、锡三地的读书会骨干20余人。上海文委的钱俊瑞、曹亮、陂波儿、沈兹九、徐雪寒参加了会议。胡济邦和王昆仑、曹孟君、孙晓村、王枫等,则以南京读书会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由此,胡济邦与上海方面的曹亮、钱俊瑞等建立了工作联系。王昆仑特别向曹亮介绍了胡济邦在南京的政治表现,建议组织吸收她入党。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纪律,胡济邦由卢涛介绍入党,王昆仑是不知道的,胡济邦也不会向第二人提及此事,所以有“建议吸收她入党”的说法。曹亮将上述情况向当时的领导黄申芗报告后,黄表示完全赞同。
       1935年冬,胡济邦前往上海找到曹亮,所谈情况与王昆仑介绍的有些不一样,胡济邦是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而不是申请入党。她说自己已经是共产党员,只是因为卢涛被捕而失去了联系。其时,黄申芗任武装自卫委员会交际部部长,曹亮为副部长,这个武装自卫委员会是党的外围抗日组织,黄、曹二人代表党领导该组织从事上层情报工作。“当年,黄申芗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党内老同志,代表党组织,亲自与胡济邦进行过两次谈话。当时党内情报系统的机构,有的已撤离上海,一时找不到胡济邦原有的组织关系,黄申芗根据对她的了解,报请上级批准,决定重新吸收她为中共党员。当时党在白区,入党没有其他严格手续,但为郑重起见,仍然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公共租界内的长安旅馆,当时胡济邦所住的旅馆,由黄申芗同志代表党组织,曹亮作为介绍人,宣布吸收胡济邦重新入党,并指定曹亮为她的组织联系人。”(引自《改写新闻史的胡济邦》)
       胡济邦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每时每刻都不放过为党工作的机会。这时,刚好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有一空缺,胡济邦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如果趁此机会去苏联,那将可以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她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将这一想法向组织作了汇报。经王昆仑领导的南京读书会研究同意后,报曹亮、黄申芗批准,同意她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去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工作。党组织认为这个机会难得,位置重要,对党的事业很有利,由曹、黄二人给她交代了任务:利用国民党大使馆的岗位为党(如客观需要)也包括为苏联党做工作。并介绍与不久将去苏联的贺昌炽夫妇见了面,告诉胡济邦,她的组织关系将由他们带去,双方约定彼此在莫斯科见面(因当时有国民党的驻苏总领事与胡同船,组织上考虑到如让她自带组织关系很不安全)。此外,组织上还介绍与在上海的夏衍、杜君慧、罗琼、沈滋九等同志见面,这些同志见胡济邦能公开地以合法身份去苏联,十分高兴,都要求她到莫斯科后用公开身份为中苏文化交流做些工作。
1936年初,胡济邦离开上海,后转乘一艘苏联破冰船到达海参威,接着坐了九昼夜的火车,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直抵莫斯科,任当时的驻苏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
       谁曾料到,这一去竟是十三年。她晚年在写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说:“我在苏联期间,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国民党大使馆里,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孤军作战,十三年如一日未停止过工作……”
       原来认为《大公报》的萧乾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这是众口一词的说法。后有研究者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除萧乾外,还活跃着其他五名中国记者:《中国之声》(又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陆铿、《中央日报》的毛树清和乐恕人、《新民报》的丁垂远、中央通讯社的余捷元。但他们都随盟军行动,在欧洲第二战场采访,从未去过苏德战场。殊不知,胡济邦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又是女性,而且是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在前线采访时间最长的记者。这就颠覆了原有的说法,改写了新闻史。埃德加·斯诺就这样说过:“胡济邦女士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误的。胡济邦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这位《西行漫记》的作者还将毛泽东的照片和胡济邦的照片一起印在该书的扉页上。
       1941年,斯诺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任务,前往苏联和欧洲,在莫斯科和胡济邦相遇,成为很好的朋友。斯诺称赞胡济邦:“在语言大师中,最‘威风’的恐怕非胡济邦莫属。这位先后为国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劳过的女秀才,正是与世界五巨头笑谈风云的唯一的中国外交官呢!”其所以称她为“语言大师”,原因是她曾用俄语采访过斯大林,用英语采访过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丘吉尔,用法语采访过戴高乐。后来,她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她还会日语、拉丁语。
       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济邦在《中苏文化》杂志和国民政府情报司(即新闻司)英文版的《自由论坛》周刊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这些文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实地拍摄了大量历史性珍贵照片。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她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在茫茫雪原上奔驰,向扑上来的德寇开枪。她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勇敢,成为莫斯科新闻和外交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她到达过德、法、意、瑞士、波兰、埃及、罗马尼亚、芬兰、丹麦、捷克等国家。
       战争刚结束的1946年,她应邀采访了南斯拉夫这个新生的国家,跑遍了全国六个邦,采访了部长、基层干部、士兵。最后,在黑山采访了铁托总统。
       胡济邦在苏联,遵照临行前黄申芗、曹亮代表党组织所作的指示,利用合法身分,通过外交途径,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结识了众多的苏联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她热心相助袁牧之、陈波儿赴苏学习戏剧、电影。在胡济邦的精心安排下,茅盾夫妇于1946年12月25日抵达莫斯科,正式访问了苏联。
       1949年5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9月,进入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大楼。曾为共和国外交部的初创,付出了全部心血。
       1956年,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匈牙利事件发生时,她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访问北京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
       1979年,胡济邦随丈夫毕季龙至纽约,毕继唐明照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胡济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六年间,足迹遍至亚非拉,朋友满天下。(完)
              (作者为市民革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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