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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神——浅谈大武汉城市管理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4-04-05
                                       人·文·神

                          ——浅谈大武汉城市管理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 王和瑶

    城市管理千头万绪,无所不包。
    城市有城大城小之分,管理有管事管人之别。如果说大城市管理难,武汉这样一座近千万人的超大城市管理就更难;如果说管事难,管人则是难上加难。上到决策规划,下到灰沙砖瓦,大到路气水电,小到柴米油盐,近到就业上岗,远到养老保障,无一不是大事,无一不是难事。
    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改革正向纵深发展,由经济体制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改革,由局部改革扩展到全方位改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社会地位、财富的分配格局均已发生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各种人群的心理状态也在悄然改变。处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某些负面的、消极的、甚至阴暗的事物时有显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在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控了房价涨了物价;拆了旧违建了新违;疏了干道占了次道;抓了盗匪来了抢匪;限了添加剂又见药超标;治了玩假秤又冒注水肉;清了教育乱收费又现医院天价药;一边是千方百计为低保群众扶贫解困,一边是年薪百万让国企高管富得冒油。
    这些问题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也实属正常,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经的过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何种意识形态的国度都概莫能外,发展中的问题必将会在发展进程中逐一解决。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正视问题需要勇气和胆量,胡锦涛总书记就以超凡的胆识与气魄直面当今,在去年的“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共面临着“四个危机”与“四个挑战”,有危机感才有紧迫感,正视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
    武汉市委市政府勇于面对矛盾,从容应对挑战,致力优化武汉发展环境,展创新之举措,开全国之先河,“治庸问责”、“城市革命”、“电视问政”主题活动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官员“庸懒散”现象和传统的陈规陋习发起了猛烈冲击,业已显示出阶段性效果,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客观地看待成绩与负责任地找出问题均有利于我们城市的未来发展。在观察与调研中发现,武汉市的社会管理工作仍然存在不同表现形式的缺陷,可用三个“存在”来概括。其一存在“规划延时”。汉阳“六湖连通”工程若干年前就被列为国家级“水专项治理”项目,三镇民众一直翘首以盼“一橹摇汉阳”景象的实现,但时至今日仍动静渺然。六湖连通何时能通?网友们戏称,等到汉阳全区渍水六湖就可自行连通。一个国家级项目尚且可以拖延,可见其他,再者失信于民损害的是政府形象。其二存在“治后反弹”。整治黑车载客、占道经营颇有声势,高潮过后又现暗流涌动,只不过由“阵地战”转入到“游击战”;又如行人翻越护栏受到遏制反倒变成暗中将护栏整段拆除;正值“城管革命”升温之际,一张放大的的士宰客票据赫然亮相于电视问政的直播现场。其三存在管理真空。杜撰疗效、扩大功效的虚假医疗药物广告早已为群众所深恶痛绝,长期以来这类广告宣传在各大媒体自由泛滥而无人问津,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经济利益。社会管理务求长效一直是管理者追求的目标,如何取得长效可在实践中得到启示,那就是不仅要有果断的行动,更要有恰当的方法。
    目前武汉开展的系列活动主题鲜明、方向明确,然而活动开展的方式是基本属于行政手段。必须肯定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采用行政手段是可行的必要的,其特点是力度大见效快,但难以确保实效性和长效性。行政手段往往产生于决策层的主观愿望,难免有些“一厢情愿”;行政手段通常带有强制倾向,易于引发管理对象的逆反心理;行政手段会造成管理层因为感到精神压力而产生怠倦情绪。我们认为,要提高管理水平、增强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要树立全社会、全方位全面参与的大概念观。切实发挥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全体市民的积极性。全市上下来一个角色大转换,人人都是被管理者,人人都是管理者,集思广益形成合力,人人以主人翁姿态为城市建设、为城市管理献计出力。二要将对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素质教育纳入制度化常态化管理。“治庸问责”既要治标又要治本,“城管革命”既要革面更要洗心,“电视问政”既要问政更要问根。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干群的思想问题,才能将参与变成自觉的行动,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武汉的发展牵动着每一个武汉人的心,出于一种社会责任与真挚情感,我们有义务对这个城市持续发展提几点具体思路供领导决策作参考。
    第一,真正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每1000人中约有53名共产党员,这是一股强大力量。客观地说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未发挥到理想境界。每每到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刻,群众却在发问党员都到哪去了。因此应该重新找回“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上”的光荣传统,要对党员的宗旨教育,对党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常抓不懈。和平年代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因斗争需要而隐匿共产党员身份,应该大胆创新,让共产党员配带标志出现在公众面前,公开身份既是亮出一种光荣也是显示一种责任,敢于接受监督,才敢于担当责任。
    第二,切实发挥先进典型的带头作用。尽管市场经济带来了金钱诱惑,私欲膨胀的副产品,但具有光荣文化历史传统的大武汉从来不乏英雄人物,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为制暴挺身而出的城管副局长姚卫星,他们是政府干部的先进表率;舍身解救被劫持者的全国英模谭继雄,小处方治大病的白衣天使王争艳,他们是普通岗位上的优秀典型;以接力传递真情的信义兄弟孙东林,身残志坚的世博会“轮椅志愿者”董明,他们是草根民众的杰出代表。应该大力宣传这样的英雄人物事迹,宣传他们的道德风尚与奉献精神,树榜样旗帜,以典型引路。同时要有意识地培育新的先进个体与先进群体,开展全市性的大竞赛大评比活动,冠之以“见义勇为”、“扶困助贫”等个人荣誉称号和“无占道社区”、“无违建门栋”等集体荣誉称号,营造一个风清气正、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
    第三,严格实行依法治市的方略。各级部门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恪守依法行政原则,要坚决杜绝以纪律代替法律,以人治代替法制,以权力代替法力等凌架于法律之上的不良倾向。要自觉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司法公正,绝不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要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加大违法犯罪成本,充分体现法律威慑作用,以达到降低新增犯罪和重复犯罪比率。要切实做好五年一个周期的普法教育,千方百计填补普法教育盲区,尤其要认真研究对外来人口可控性不强、普法教育存在难度这一新课题的破解。全力确保社会稳定,创建良好发展环境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
    第四,坚持社会舆论的正面导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树立舆论服务中心工作、服务社会进步、服务环境改善的观念。改变当前某些媒体负面消极甚至阴暗报道过多的舆论倾向,从而转变群众因不当舆论导向而产生的信心不足,意志消沉的现状。所有舆论机构及新闻工作者都要振奋精神,认清时代主流,把握正确导向,将文明健康、积极向上作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如开僻“新风赞”、“励志篇”等栏目,开展“一日一新星”、“每周英雄榜”和“岁末精英大盘点”等主题活动,激发斗志,催人奋进。
    第五,政府下达目标须有具体指导。政府要转变作风,改变一份文件、一次会议下达工作指标而不给措施方法的惯性思维。尤其是难度较大的工作,政府在下达目标之后要对部门进行完成目标的方法指导,最好能抓住重点难点亲临一线,解剖一两个“麻雀”。千难万难不如拆迁难,那么政府领导不妨深入某一现场,与部门负责人一道全程跟踪,全力解决难题。这样既能体验部门艰辛,又能了解群众之所愿,更能举一反三,掌握破解难题的基本规律,有利于今后的全面决策。
    第六,营造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文化是城市之魂,城市文化体现城市精神。我们所说的文化不仅仅是指文化人的文化,而且还应该是大众的文化,即平民文化、草根文化。要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项中心工作渗透到机关、社区、企业、学校,渗透到全市每一个角落。要让读红书、唱红歌,讲革命故事、演革命戏曲,开展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民间文化创作成为社会风尚,让久违的文艺演出评比、体育运动竞赛等群众文体活动重新活跃起来。用先进的文化教育人、感染人,用先进文化塑造心灵、净化思想、激发斗志、点燃激情是改善发展环境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行之道。
                                                       (作者为汉阳民革原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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