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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书·偷书·抄书·读书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4-04-05
                                烧书·偷书·抄书·读书

                                     ——由教授烧书说开去
                                     □ 官之端
    一、教授烧书
    从《报刊文摘》上读到一则消息,说2010年的世界读书日(9.23)前夕,华南理工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门口,二十多名教授烧了560本书。最先烧掉的是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理由是抄袭,而且是经过法院裁定的抄袭;继而烧的是《羊皮卷》,理由是盗版,此外还有《谁动了我的奶酪》、《货币战争》等一些曾经畅销一时的书,总共560本。
    我对这则消息真的很感兴趣,总觉得很让人费思索。请设想一下:烧书,教授烧书,选择在世界读书日烧书,选择在大学的学术交流中心门口烧书……烧掉560本书各有理由,抄袭、盗版、劣质。我好像懂得教授们烧书的用意,实际是在表明一种态度,可我的心仍然难以平静。一向画面感很强的我,此时眼前仿佛出现了熊熊燃烧的大火堆,圆圆的、尖尖的、旺旺的,炙烤着围观的师生;而那些温文尔雅的教授,则手握烧锅炉的长铁钩,将滚落下来的书册重新钩起,丢进火红的烈焰中……
    二、我参与的文革烧书
    我眼前烧书的画面当然不是华南理工大教授们烧书的场面,其实是四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一次亲身经历的“革命行动”,也是我平生唯一见到的一次烧书行动。那次烧掉多少书我不知道,大概造反派头头们也不知道。但那次烧掉的有我10多本宝贝似的书,而更多的是那些学养深厚、读书甚丰的老教师、老前辈的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从大学出来,还没有转正,一个试用期的小青年,我能有几本书?但造反派红卫兵宣称的“扫四旧”,也涉及到我的宝贝。因为所谓封、资、修“大毒草”,是一律要斩尽杀绝的。古代的书都是“封”,外国的书都是“资”(马恩列斯除外),苏联的书除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以外都是“修”。所以,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珍爱的《普希金文集》、《红与黑》、《父与子》、《当代英雄》、《贵族之家》等被扔进一个装稻谷的大麻袋收走了。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当痛苦有人与你分担时,这痛苦也会变得不那么痛苦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有东西被“扫四旧”,大家都选择了沉默以对,无言地承受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所有被抄来的书都堆放在校广播室外间的空房里。烧书是几天之后一个“破四旧”庆祝大会的一项议程。那天,一向威望甚高的老校长、老书记被戴上“走资派”的高帽子押上台,九位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或有“反动言行”的“牛鬼蛇神”也被押上台跪成一排。还是因为我年轻刚来,无帮无派,懵懵懂懂,被点名去监督烧书。烧书的地点就在主席台旁、校广播室门外的空地上。我被叫过去的时候原来堆放在广播室外间的书已经被搬到室外,用红砖头围成一堆。我不会估计这堆书有多少本,是比560本多些还是少些。我也再没见到我的那10多本书,一本也没看到。我只看到各种精装的、简装的、线装的古今中外的好多名著,还有名家碑帖,还有许多不认得的东西。今天想来,那堆书95%以上都是精品,绝对会比现如今任何一个书摊、书店、书屋的东西品相精美。可它们都将化为灰烬,而且还在我眼前。
    三、偷书与还书
    烧书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大部头的砖头块样的书很难烧着。大约因为堆在平地上,不似当年秦始皇烧书用的是焚书坑。秦始皇烧的书是竹简、木牍,丢进焚书坑里一条条、一片片、一束束像劈好的柴,肯定比砖头似的成本的书好烧。这当然是我凭空想像的。可我这样想似乎也合理。当年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后,为掩盖其强盗罪行放火烧园子,火堆中的《永乐大典》过火几多天后,还有没烧透的残页。所以,负责烧书的“革命小将”就从锅炉房拿来了长长的铁钩,不时地翻动着那些“大毒草”。这时书山上滚下来两本牛皮纸包着捆成一扎的书,我打开一看是上下两册的《红楼梦》,扉页上有“寿国光”的签名。我记得大学里读的《红楼梦》是40回一册的分上中下三册,这种60回一册的版本我还真没见过。随手一翻里面的插图十分精美,真是爱不释手。突然想到毛主席好像说过《红楼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之类的话,我就大着胆子将剥了包书皮的两册书拿出来,压在旁边建房用的红砖垛里了。
    寿国光是学校的外语老师,教饿语的,北师大毕业生,杭州人,我先生的老乡。我跟先生结婚之前他们二人寒暑假总是一同从汉口坐船到上海,再乘火车回杭州的。后来斗争形势宽松多了,寿国光的爱人来武汉探亲,住在学校无事可干、无书可读,我就将这两册《红楼梦》物归原主,也算完璧归赵了。
    四、抄书、读书、爱书
    在那漫漫长夜般的十年浩劫期间,人们对劫后余生的几册书是多么珍爱呀。那时语文课本只有几篇文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领袖讲话,两三篇新闻报道,哪有什么可读的东西。文化生活更惨了,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老百姓称之为老三战,老三片,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几个青年教师找到了一个读书的好方法,每人每周回家借一本书来,大家交换着读,读后交流看法。有时读到特别喜欢的文句、章节就抄下来。普希金《欧根·奥涅金》这本诗体小说,我就是用两个硬面抄本工工整整地抄完了。至于卷首的“献辞”那优美的诗句,我们几乎人人都能流畅地背诵。每当傍晚时分,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和劳动,洗净了身上的泥土和汗水,老师们散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身披皎洁的月光,交谈着对作品的看法,背诵着自己喜欢的诗句,憧憬着青春的理想……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烧书、偷书、抄书、读书的峥嵘岁月,仍旧是心潮激荡、思绪万千。
    我们的老校长喻大鹏是生物系毕业的。“靠边站”之后闲着无事,他不知怎么知道我们有个“读书沙龙”,也想加入其中借书看。这时候虽然政治形势比较宽松,已由“停课闹革命”改为“复课闹革命”了。但他毕竟是“走资派”,我们不敢借书给他。他急了,指天发誓,以人格担保,他“偷猪”(湖南语“读书”)完全是自己的个人行为,肯定不会连累任何人……就这样,他也成了我们行列中的一员,一直没有“暴露”。不过,他以人格担保的承诺,却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次“斗私批修”会上,被他自己的发言给践踏了。他供出了那些年“靠边站”读的书的来源,换来了全体教职员工对我们几人佩服和赞许的眼光。
    我手抄本的《欧根·奥涅金》两本硬面抄纸张已发黄,四角已磨损。新出版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也买回了一册。但几次拿起当年手抄的那两本硬面抄都没舍得丢掉,多次搬家扔掉多少东西都把它留下了。而令人尊敬的喻大鹏校长早已长眠在石门峰公墓的山坡上,跟我父母的墓地仅隔五、六米远。每年清明给父母上坟,我一定会多备一份祭品,捎上一束洁白的菊花,奉献给那位爱读书、惜人才、重然诺的老校长,那位把一生都奉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
    五、武器:批判与批判之武器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现在再也不会有如此让人珍爱的书了,再也找不到整本整本抄书的人了。现在出书的人太多,读书的人太少;物质的诱惑太强大,精神的家园太荒凉。借用易中天教授的话说,上大学的人多了,不等于读书的人多了。再借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正如物质产品中有不合格产品、假冒伪劣产品一样,文化产品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这造成的精神污染、信仰迷失、理想失落的毒害难道不比奶粉中的三聚氰胺更危险、更可怕吗?
    烧书的教授选择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冲冠一怒放火烧书,不可谓不旗帜鲜明,不可谓不惊世骇俗。但这真的还不够。因为这毕竟太粗糙、太暴力,只是“武器的批判”,而非“批判的武器”。秦始皇焚书坑儒,旗帜不可谓不鲜明,他推崇法家,将儒、道、墨、阴阳、纵横学说视为“五蠹”,但效果呢?“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章碣《焚书坑》)。文化大革命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毁灭一切,更是适得其反,换来的是人们对文化的珍视和渴求。真正有力的武器是拿起手中的笔,像鲁迅一样用匕首、投枪般犀利的文字去战斗,揭穿那些披着华丽文化外衣、兜售其奸的卑劣行为,用批判的铁扫帚将那些抄袭的、盗版的、庸俗不堪的、品位低下的、胡编乱造的、不负责任的、差劲的垃圾作品统统打扫干净,还中国文坛晴朗朗的天。也只有运用批判的武器才能真正起到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支撑起不垮的精神的大厦。       

                                                                (作者为洪山民革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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