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偶得
向 明
序 言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生活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前行。对生活、对艺术有感情的人，请放慢脚步，静下心来去感受和体悟周遭不同的人、物和艺术。
读心中文，听本真妙。
它不是一种奢望，静心便有净心。
一
何谓书法的“书卷气”？即文人的学问文章之气，是衡量书法艺术水平高下雅俗的主要依据。它和“禅意”一样是实实在在的，但它们又不着实相，都不可言说；如果可以言说便不是“书卷气”和“禅意”了。憨山德清法师的作品温润如玉，不带一粒俗尘和一丝躁气，只一眼就摄人魂魄，让人感受到强烈的书卷气和禅意。憨山德清法师是禅宗大师，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深的修为已经融入了他的书法作品，那种气息是自然的流露。
二
南宋晏袤《山河堰落成记》堪称宋隶第一，雄厚生动，追汉隶之高古，破唐隶之程式，融宋人尚意之洒脱，开清隶复兴之基业。清人郑簠似有其影子。
三
《龙藏寺碑》有“整密瘦健，为隋碑第一”之称。余以为其不仅上承魏晋之古意，还为下接唐楷之整饬做了准备和示范，褚遂良等唐人的楷书有其端倪。
四
康有为先生的书法在近现代书坛上影响很大，普遍认为其主要源于《石门铭》和《郑文公》，现在更倾向于其宗法唐代郭延瑾《石亭记千秋亭记》。学者商承祚提出：“康氏得此拓本后，视为珍宝，刻意摹写，并在该刻笔势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夸张，遂成‘康体’”。
魏碑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约束，唐楷则注重法度，用笔与结体趋于规范统一。康有为提倡用笔“尽于方圆”，强调方圆并用，以达到“不方不圆，亦方亦圆”的妙境。成熟的“康体”多以平长弧线条为基调，以圆转为主，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全从碑出。康氏曾潜心研究和学习汉魏六朝碑学，力主“重魏卑唐”，唐代的碑版书法《千秋亭记》却成就了“康体”书法。“变者，天也。”是贯穿于康有为一生的艺术主张，在其晚年，或许是出于对自己碑学思想的反思，他也想对“帖学”之美进行系统性总结，可惜没有来得及付诸笔端。碑与帖同样传承着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帖中之精”与“碑中之隽”构成了中国书法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
五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中“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像一声惊雷，警示着世人，仅有唐人森严的法度是不够的，昭示着宋人尚意的审美主张。他的书法真是“意造”且“无法”，点画是随手涂鸦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先生的书法已入“入法出法”之境，如同“入世出世”一般。
六
“一超直入如来地”和“积劫方成菩萨”是南、北二宗的修行法门。纵观古今书法大家的成长过程，他们的书法艺术修行似乎更接近北宗的“积劫方成菩萨”。
七
有禅诗，有禅画，也有禅书。禅诗、禅画较易理解，对禅书的体悟却有一定难度。“诗”有诗意，“画”有画境，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笔、墨等物件通过艺术家在宣纸的挥运形成了千变万化的组合。优秀的书法作品是需要融入法度、意韵和情感的。作品能否被称为“禅书”，除了作品本身的因素，也关乎欣赏者的审美情趣。
八
“书法禅”是由书法家张少华先生和孝文法师率先提出的。多年来，他们组织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家和法师从事书法禅的研究，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活动。我以为学习书法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书法禅”是学习书法和禅修的一种状态，倡导“引书入禅”和“引禅入书”的有机结合。“引禅入书”，是抒情达性的追寻，主修养；“引书入禅”，是大圆镜智的运用，主修行。
九
清周星莲《临池管见》有“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之说，庄天明先生则更进一步：“取法乎无，可得乎上”。学习书法就是一个“破法执”的过程，法古人之法又不被其法所囿缚。以“法若存若亡，法非有非无”的状态自然地书写，抑或就是心手双畅的境界。
十
常写“随意当书”与友，友不甚解其义。宋米芾之“随意落笔”由禅宗的“随意往生”而来。明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有“随意当画”之说，其源于佛陀所言。余演绎香山先生之语：“随意当书”。
十一
书法审美层次或维度的划分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姜海生先生将书法审美分为四个维度，即初级审美、技术审美、灵性审美和超逸审美。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我认为他的观点很有见地。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到了汉代已趋于成熟，其书法审美开始走向自觉，即书法审美意识的觉醒。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姿，清人尚变……审美观的变迁贯穿于整个书法史。书法审美维度的制定为书法品评提供了参考依据或标准。
十二
书法创新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稍有不慎就会被贴上丑书的标签。曾翔、沃兴华、王镛等艺术家似刀刃上的舞者，他们的传统功夫是一流的，可谓法度已融入了他们的骨髓，他们为什么会走向这条险路？值得我们审视。“打碎泥团，重塑金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泥团是什么？如同书法的法度，有了法度才具备创新的基础，离了法度的创新是江湖骗术。
十三
“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是后人给唐、宋两代人书法审美的标签。唐人书法无意乎？非也。盖其法甚于意；宋人书法无法乎？非也。盖其意甚于法。无法之意，如兰藻浮萍，徒青翠而奚托；无意之法，如线下木偶，徒具形而乏神！
十四
2021年11月很有收获，学会了两个新成语“某某悼妻”和“某某忆友”，感谢二位先生的贡献。这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有位画家自称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其简历上写着1957年10月出生，而白石先生是年9月就作古了。你真聪明，在娘肚子里就知道向齐白石老人学画画！
十五
据说某某先生诉某某先生“书法批评名誉侵权案”是2021年书法届的十大事件之一，甚嚣尘上。
鲁迅先生批评过的文化名人不胜枚举，梁实秋、胡适、郭沫若等人都曾被其痛批。“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远看一条狗，走近一看，某某先生”等等，言语犀利辛辣，甚至到伤其人格的程度。鲁迅骂人，也有人骂他，却没有一例诉诸公堂的。
当年苏东坡与黄庭坚师徒有“长蛇挂树”和“石压蛤蟆”的戏谑美谈，他们指出了对方书法的弊端，但对他们师徒的感情和羽毛没有丝毫伤害。上世纪80年代，陈方既与刘刚纪两位先生关于书法美学的争论，在书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大讨论，促进了书学的大繁荣。他们的争论并没有影响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地位。
学术上的争论和碰撞是一件斯文的事。文人当有风度、风骨和底线。学力不逮，曲学阿世是当今学术界之弊。
十六
前几日与友人聊天，他形象地描述了其创作大字书法作品的状态，我还欣赏了他的视频。其状态看似疯狂，实则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恰恰是常态下无法企及的。蔡邕尝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以一种忘我的创作境界，放浪形骸，无挂碍，不做作，无意于佳乃佳！这值得思考和借鉴。
十七
用笔的方法很多。高手的毛笔在宣纸上是蠕动的，而不是简单地划过。通过用笔的轻重、提按、顿挫、缓急、流滞、俯仰、笔锋的转换甚至翻转、笔画顺序的调整等变化，水、墨、纸的奇妙融合，墨色会分出不同层次，呈现立体感的美学效果。
十八
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与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瓦格拉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
中国的北宋有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清末有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与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在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还能找到这样一对旗鼓相当的人物吗？
十九
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尝言：“书者，散也。”我以为这是书家的终极境界。具平常心，心无旁骛，心手双畅，笔墨在宣纸上自由地运动，让书家的气质、性情、阅历呈现在笔墨之中，流露出自然、朴素和拙雅之美，作品会显得随性、真实与灵动，即书为心画也。
二十
八大山人成功地将篆书笔法融入行草书中，形成其独特的书体，散淡清奇，在清朝书坛独树一帜。
郑簠则常用章草法作隶，洒脱自在，不守纲纪，若神仙下凡，自带清晖。
用襟抱和学问做背景，其作品方能脱凡骨，亦古之金丹也。
二十一
“妙处难与君说”听起来是一句很玄妙的话，实则蕴含着哲理。把一件的优秀艺术作品的意境充分言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除了解说者是行家里手，听众也同样需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力和艺术修养。
二十二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节选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论书中有言：“《兰亭》出名贤手摹，各参杂自家习气，欧之肥，褚之瘦，于右军本来面目不无增减，政如仁智自生妄见耳。”陈方既先生在其《习气》一文中亦引用过“政如”，先生未辨析其对错，我以为把“政如”改为“正如”为宜。
二十三
王阳明尝与门人言：“人家酿得好酒，须以泥封口，莫令丝毫泄露，藏之数年，则其味转佳，才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此乃处世之道，为艺学书何尝不是如此？！唯耐得住寂寞，潜心于书，方得寸进。
二十四
包世臣《艺舟双楫》之《国朝书品》中将王铎草书列为能品下，有包氏个人好恶和认知水平的局限，余以为将王铎草书列为妙品上为宜。
二十五
《爨宝子碑》的特质何在？该碑点画方峻厚朴，姿态奇崛，用笔刚健雄浑，不拘于常态，千姿百态。其点画既保留了古隶的遗意，又冲破了八分的藩篱；似隶非隶，似楷非楷，隶楷演变之端倪毕现。结体方整又各具神态，拙中见巧，朴里生奇，拙朴并茂，拙朴有度；行笔稳健中生奇峻，动静相宜，庄谐相济，时而重若崩云，时而轻如蝉翼，让人遐思无限。通篇字体大小错落有致，字势欹正相生，局部杂以跳荡，浑融有序，诚若婴童学步，或倒或仰，或摇或摆，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亦趋亦步，亦哭亦笑，率真烂漫；拙朴之气，扑面而来；拙朴之美，跃然纸上。
二十六
东晋时期，书写技法已至精熟，尤其是“羲献”的尺牍行草，笔墨精妙绝伦，尽显“江左风流”，为后世开创了书学方向。然《爨宝子碑》从书风上看，与当时流行的二王风格大相径庭，我们找不到丝毫联系。正是由于《爨宝子碑》与二王书风的迥异，才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书法审美另一个典范——拙朴。
二十七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况《爨宝子碑》的拙朴之美，我认为康南海先生的“端朴若古佛之容”为最佳。
二十八
1965年在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字体严整方正，笔画劲挺，凝重朴厚，行气疏朗，颇有古拙质朴气韵，与云南曲靖的《爨宝子碑》、《爨龙颜》遥相呼应，其点画之间、转折之处留有汉隶之遗韵，是中国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型书迹。
二十九
上世纪六十年代南京郊区陆续出土了一批东晋墓志，郭沫若选取《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高二适先生著《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加以反驳，开启了建国以来第一场书学论战。你来我往，双方大战了数个回合。
学术问题，理应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但在特殊历史时期又因涉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这场辩论只得草草收场。
1977年在安徽亳县出土了曹操宗室墓砖374块，刻于公元164至170年间，字体中楷行书约占3/4,其成书早于《兰亭序》约200年，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民间已开始使用楷行书。遗憾的是高、郭二位先生分别于1977年3月15日、1978年6月12日谢世。郭先生生前应该知晓亳县这一考古发现，不知道他作何思考？
上述诸条无甚头绪，乃我经年学书之所得，姑且称之“学书偶得”吧！
（作者为民革文艺总支副主委、武汉民革书画院副院长）
